迪昂・坎恩（Deon Canyon）博士和班傑明・萊恩（Benjamin Ryan）博士 井上健－亞太安全研究中心（Daniel K. Inouye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新興傳染病持續威脅全球衛生安全。由於地理位置、人口密度、快速都市化、野生動物區域發展加快和資源不堪重負，東南亞國家特別容易受到傳染病的影響。近年來，印太地區經歷了新冠肺炎（COVID-19）、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H1N1 流感、禽流感和茲卡病毒 （Zika virus）的爆發。這些疫情突顯了東南亞對敏捷的生物防禦和生物監控系統及策略之需求。該地區現在或許處於對抗新興傳染病爆發的前線，各國迫切需要加強其國家生物防禦策略。軍隊可以在預測和減輕傳染病風險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現行的生物防禦策略
一些東南亞國家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並投資開發生物防禦策略以保護其人民。例如，新加坡制定了一項全面性的策略，包括對生物威脅的早期偵測、快速反應和有效管理。該策略包括在 2019 年建立國家傳染病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Infectious Diseases）、一所高級生物隔離實驗室和一所公共衛生緊急行動中心。
泰國制定了生物恐怖主義防範和應對策略計劃，其中包括建立生物恐怖主義監測系統、實驗室和流行病學監測能力建設，以及醫務人員培訓。
馬來西亞於 2015 年制定了國家災害管理架構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Framework），包括建立一個國家生物恐怖主義應對委員會和生物恐怖主義監測系統，並制定實驗室和生物威脅醫療應對的指南。
1991 年，菲律賓是第一個採行國家安全指南以應對此一挑戰的東南亞國家，其制定了生物安保（biosecurity）和生物安全（biosafety）框架，包括建立培訓計劃、制定實驗室安全和安保指南，以及建立國家監督委員會。
印尼為生物安保和生物安全成立了一個國家委員會，針對處理和運輸生物製劑的政策與準則，負責監督其制定和實施狀況。2020 年，印尼發布了五年衛生安全國家行動計畫（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Health Security ），並宣佈建立針對人類、動物和農業設施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體系，全由政府主導。
2009 年，由 10 個成員國組成的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簡稱東協）核准了《災害管理和緊急應對協議》（Agreement on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Response）。該協議包括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的條款。
雖然並非所有東南亞國家都有國家生物防禦策略，但所有國家都制定了監測、支援生物安全和應對生物威脅的政策和指南。該平臺現在已經就位，可在每個國家和整個區域擴大生物防禦規模。
來自南亞的新興病原體
東南亞國家應制訂計畫，以對抗來自南亞的新興疾病病原體。例如，在孟加拉和印度，傳染病能對公共衛生和區域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孟加拉和印度人口稠密，增加了傳染病出現和傳播的風險。兩國都經歷過結核病、登革熱、霍亂和新冠肺炎等疫情的爆發，不僅影響本國人民，也影響到鄰國。
許多東南亞國家人口眾多，並且與南亞國家有重要的貿易和旅行聯絡，這使它們面臨了傳染病和疫情爆發的風險。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MDR-TB）的全球蔓延也是南亞和東南亞的一個重大問題，原因包括濫用抗生素、治療依順性 （treatment adherence）差和感染控制不足。此外，很難確定其傳播途徑以及疾病在地區之間傳播的程度。很明顯地，各國需要努力改善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的預防、檢測和治療措施。
為了達成此目標，東南亞國家可以與南亞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以加強其公共衛生系統、改善疾病監測和報告、提高實驗室能力、加強研發，並促進資訊和資源共享。這些努力可以建立抵禦新興疾病病原體的能力，並確保在疫情爆發時，採取有秩序、有效的應對措施。
中國的新興病原體
東南亞國家也應該制定計畫以對抗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的新興疾病病原體。由於許多原因，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疾病培養皿和高效的疾病傳播者。例如，1957 年，中國是亞洲流感（Asian flu）的起點，1968 年，香港流感 （Hong Kong flu）首次出現，兩次都造成全球超過 100 萬人死亡；1996 年的 H5N1 禽流感和 2002 年的 SARS ，造成超過 750 人死亡； 2017 年有 A-H7N9 禽流感；H1N1流感；以及造成全球 690 萬死亡病例的新冠肺炎。雖然殺死了其國內近一半豬隻的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原發病例並不是在中國，但其管理和政府政策導致該疾病蔓延到其他國家。
中國共產黨一直不願意以透明公開的方式與國際社會合作。鑑於東南亞毗鄰中國以及在貿易和旅遊業方面的聯繫，這種治理不善增加了新興疾病從中國向外蔓延的風險。北京當局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以偵測、預防和應對流行病。為了保護公共衛生、維護全球衛生安全，並控制流行病對貿易、旅遊和投資的干擾，這種合作方式至關重要，如果不緩解這些干擾，可能導致重大經濟損失和廣泛的社會動盪。
對抗新型病原體
國家生物防禦策略需要聚焦在重點領域，以有效遏止新病原體的跨境傳播。任何計畫的骨幹都在於必須及早發現和快速反應。應建立監測系統，以便及早在邊境或社區中發現病原體。監測工作仰賴於足夠的實驗室能力，如此才能快速識別和分析以確定病原體的來源。應編制配備有充足資源和物資的快速反應小組以應對疫情，包括提供醫療護理和隔離設施。
廢水監測是一種廉價且有效的方法，用以檢測和追蹤病原體，包括小兒麻痺症、SARS、HIV 和 B 型肝炎病毒。每一次廁所沖水後，即使已經超過四天，仍可在污水處理廠中檢測到小兒麻痺症病毒 （Poliovirus）。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這種方法被擴大使用。該方法可以預測地區局部疫情爆發，以便醫院能更快做好準備，也能及時建立監測系統，以監測病毒演變。
國家生物防禦策略應優先發展實驗室設施和科學能力，包括改善設備和基礎設施、訓練和開發新興傳染病的診斷測試。這使得早期檢測和快速反應成爲可能。對於有能力支援疫苗開發的國家來說，疫苗開發是任何國家生物防禦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每個國家都可以參與疫苗開發和試驗。雖然開發新興傳染病疫苗需要時間，然而國家生物防禦策略應優先展開該行動，以確保盡快獲得疫苗。
在許多國家，邊境管制和旅行限制對減緩新冠肺炎的傳播至關重要。這有助於爭取時間以了解社區和國家如何在維持社會正常運作的情況下，保護弱勢群體。生物防禦策略應包括限制在疫情爆發期間往返感染病例所在國家的的措施，包括篩查旅客的症狀和隔離患者。在新冠肺炎的案例中，這項策略對許多小型島國來說是成功的。然而，隨著疫情持續，防禦動搖，病原體得其門而入。
任何危機應對都建立在有效溝通和資訊分享之上。生物防禦策略應與其他國家建立溝通管道，以便能夠快速分享有關新病原體傳播的資訊，並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有幾個這樣的網路存在，包括由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在 1996 年創立的太平洋公共衛生監測網路（Pacific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Network，PPHSN）。該夥伴關係著重改善公衛監測，並應對由登革熱、麻疹、德國麻疹、流感、鉤端螺旋體病、傷寒、SARS、HIV 和其他性傳染病所引起的緊急情況。這是透過融合健康資料、監測系統、電腦應用程式、訓練和網路推廣而實現的。
軍隊的角色
軍事資源可以透過檢測和應對生物威脅來支援國家生物防禦和生物監測中心。首先，軍事實驗室設施可以透過提供更新的技術和訓練有素的人員來輔助當地實驗室。這些設施可以幫助開發和驗證新興傳染病的診斷測試、進行病原體檢測和特性研究，並支援疫苗和治療藥物的生產。軍事人員還可以透過實際操作來訓練和支援民間組織，以處理和儲存生物製劑、實施生物安全措施以及防止意外釋放病原體。
軍事情報能力可以及早預警潛在生物威脅。監控系統、偵察平臺和人類情報網等情報資源可以識別和追蹤傳染病爆發，提供有關生物製劑的起源和傳播以及對人類健康的風險等關鍵資訊。
國家生物防禦和生物監測中心可以部署軍事醫療應變小組，以提供護理和治療、隔離受影響的人群，並提供後勤支援以分發物資和設備。例如，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全球快速反應小組 （United Stat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lobal Rapid Response Team，GRRT）自 2015 年以來已動員 2,400 多次，以支援美國境內外的公共衛生問題。該小組已針對霍亂、新冠肺炎、登革熱、伊波拉病毒 （Ebola）、A 型肝炎、麻疹、小兒麻痺症、黃熱病、茲卡病毒、飢荒和自然災害展開行動。
此外，在提供疫苗、醫療設備、運輸和物流鏈等產品和規模服務方面，美國國防部和海軍也處於有利位置。美國軍隊也可以成為後勤支援和訓練的主要提供者，以及與當地或國際非政府組織和醫療人員進行臨床工作。透過仁慈號醫療艦（USNS Mercy）在印尼班達亞齊（Banda Aceh）的海嘯救援工作，建立在共同責任和承諾之上的這些策略彰顯了其成效。
軍隊還擁有強大的物流和供應鏈管理能力，可用於快速運輸人員、醫療用品和設備，提供生物製劑的安全儲存和運輸，以及協調疫苗和治療藥物的分配。最佳應對措施結合了軍事、民間部門和人道主義後勤系統的關鍵能力。
加強準備
國家生物防禦策略將確保東南亞國家做出更好的準備，以發現和應對新出現和再度出現的傳染病，並防範生物恐怖主義。這應包括用於早期發現和全面規劃的強大監測系統，包括風險評估和醫療對策。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實驗室的能力需要大規模改進，並且必須支援研究和開發。最後，必須透過國際合作、教育訓練和投資來促進溝通與資訊共享。
透過利用軍事和私營部門的能力，國家生物防禦和生物監測中心可以增強政府發現和應對威脅、保護公眾健康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
透過此類投資，以及加強與南亞國家、中國和美國等合作夥伴的溝通與合作，該地區可以減輕新興疾病病原體的風險，並保護公眾健康和國家安全。最後，對於保護全球衛生安全和限制新興傳染病對人類健康和經濟的衝擊而言，國家生物防禦策略至關重要。
本文最初發表於 2023 年 3 月井上健－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的《安全交會點》（Security Nexus）第 24 卷。本文已經過編輯，以符合本論壇的格式要求。
國家生物防禦策略的 組成部分
風險評估：辨識潛在生物威脅和脆弱性。
及早發現和監測：開發和維護強大的監測系統，以迅速發現傳染病的爆發，包括提高實驗室能力、建立監測站網路和加強公共衛生機構的反應能力。
實驗室能力：建立和維護高品質的實驗室系統，用於識別生物製劑和描述其特性。應優先考慮訓練和改善設備及基礎設施。
醫療對策：確保疫苗、藥物和診斷工具充足，以預防和治療感染。
應對計畫和準備：制定概述相關機構角色和責任的應對計畫，以及管理疑似病例、追蹤接觸者和提供醫療護理方面的規則。
公衛應對：制定並實施應對生物威脅的策略，包括緊急應對計畫和公共衛生應對活動的協調工作。
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確保生物製劑的安全處理、運輸和儲存，以防止意外釋放或故意濫用。
研究和開發：推動各項活動，以促進對生物製劑的認識和醫療對策的發展。
溝通與資訊分享：優先在各國之間建立溝通網路，以確保及時有效地分享傳染病爆發的資訊，並協助進行有序的應對措施。
國際合作：與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加強全球衛生安全，防止生物威脅的跨境傳播。
教育訓練： 加強對生物威脅的認識，並建立偵測、預防和應對能力。
資金與資源：確保有足夠資金和資源用於實施和維持國家 生物防禦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