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維護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和自由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之過程中,澳洲國防部優先考慮技術和創新。作為國防部負責科學戰略、交流、和國際交往的技術長,奈傑爾.麥金蒂(Dr. Nigel McGinty)博士一直處於最前沿。麥金蒂是今年 3 月在夏威夷舉行的 2023 年「太平洋作戰科技」(Pacific Oper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POST)會議討論小組成員。他在接受本論壇採訪時談到了自己的使命,即營造一種鼓勵原創想法和多邊合作的氛圍,以開發和部署新技術。對話已經過編輯,以符合本論壇的格式要求。

您的工作職責為何,您希望實現什麼目標?
我的職責是制定和指導本組織的科學戰略——將科學、創新和技術應用於國防和安全領域。澳洲將走向何方,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對於那些不在這些領域工作的人,我們必須解釋它們對澳洲國防事業基礎的重要性——我始終致力於以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方式闡明我們須要走向何方。
國際合作對於國防科技集團(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DSTG)至關重要。我們的目標是透過國際夥伴關係獲得成果,幫助建立此類國際關係是我的職責之一。這很大程度取決於人、以及良好的關係。我們與許多國家建立了牢固的夥伴關係,包括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日本、新加坡、南韓、法國和瑞典。與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建立廣泛的合作夥伴關係,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建立一個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我有一個團隊與我共事,一起幫助領導和推動國防科技集團的工作。
我們希望更加關注次世代能力。這是我的挑戰。當我最終結束這項職責時,我想說我們幫助澳洲變得更大、更好、更強。
與各國單獨進行創新、開發相比,多邊合作因應挑戰是否有價值?
從多邊角度看問題可能更有價值,但也會更花時間。打個比方,假設有三、四個人在同一個房間裡設計一樣東西。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融入這個計畫中,不是嗎?另一種方法是,先由一個人開始,然後其他人加入補充,這樣就能形成一股動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計畫會不斷發展。你從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獲得一個模板,然後其他人加入其中。我們必須以開放的態度引入合作夥伴。
合作計畫必須滿足所有夥伴國的需求,最簡單的是如何融入各國部隊的結構之中。開發計畫必須遵循協同設計的理念。我認為這是一種切實可行的開發方式,而且可以很快實現。否則,如果有許多利害關係人提出需求,事情就會變得過於錯綜複雜。我們必須把事情理順。
合作夥伴關係,即每個人以互動、演進的方式共同努力,才是未來。技術合作計畫(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就是一個例子,在以戰略為導向的科技倡議上,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英國、美國開展合作。這是一個交流想法和專業知識的論壇,在避免重複和提高操作互通性的同時,擴大各國的研發成果。

共享資訊會危害 國家安全嗎?
我明白每個國家都必須保護其核心科技。然而,科學原則的本質是出版和同儕審查,藉以實現開放的科學。當我們開始考慮應用、以及技術或科學突破是否會帶來軍力優勢時,我們應該在研發週期的後半段採取保護措施。
在我們各國國防部之間,為了真正擁有這種無縫連結、協作、創新、創造性的時刻,我們須要更自由地共享資訊。
這必須基於信任。我們雖然來自不同國家,但我們的價值觀和信念是一致的。在國際領域,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更大的靈活性,各方都更有力地推動做更多的事情。這很棒。
您說過,創新是一項創意活動,但同時也須要快速進行。這兩者有衝突嗎?
我不這麼認為。請記住,一些偉大藝術家創作偉大作品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我們不須要花 10 年時間來開發和部署一些東西。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沒花那麼長的時間,看看在那段時間裡所設想和創造的一切。我們須要專注於可行的開發,但也須要專注於如何快速完成任務。為此,我們可以從 T 型車開始,逐步發展到勞斯萊斯。這是另一個面向。我認為我們陷入了 10 年開發期,在這段期間,我們會計算我們需要某項特定功能所需的所有不同參數,而不是坐下來以合作的方式來理解協同設計元素。要知道,我們做什麼能很快?比如說,我們能達成 90% 的目標嗎?我們也許可以在一週內做到這一點。但實現 100% 的目標需要五年的時間。
國防部門對能力開發的看法相當傳統。但傳統的方法可能會很緩慢,而且極其昂貴。因此,我們確實須要研究如何加速技術進步,以提供能力優勢,特別是對於澳洲或小國而言。我們怎樣才能利用具有某種倍增效應的技術和能力,來獲得不對稱優勢?
我們須要探索以非傳統的方式團結在一起,確定我們能夠快速實現的目標,並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提高這種能力,而不是試圖第一次就造出勞斯萊斯。從本質上講,科技以及我們所處的這個偉大世界的核心,就是不斷完善。因此,我們須要有能力去獲得一些推動變革的能力,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完善。從本質上講,這就是我的主張。
政府——特別是國防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現在是否有更多的交流?
這就是此次「太平洋作戰科技」會議的目的。現在是否有更多聯繫?是否會更重視嘗試讓私人企業與政府、國防部合作,來共同解決問題?是的。我們國防部在 2016 年發生了重大轉變。我們承諾,工業是能力的基礎,這意味著我們與工業界建立了夥伴關係。這涉及國防部所從事的所有活動,但無疑也包括研發。所以這很重要。
2016 年,澳洲透過創建國防創新中心(Defence Innovation Hub)和次世代技術基金(next-generation technology fund)來投資創新。我們已經能夠透過贊助、增強較小產業、較小公司的計畫來提高標準。為尋找潛在機會,中小企業將研究人員與商業化夥伴聯繫起來。公司正是在這種商業模式下建立起來的。我們之所以能達到今天的成就,是因為公司創造了獨特的創新體系。「先進戰略能力加速器」(Advanced Strategy Capabilities Accelerator)是澳洲國防創新體系的下一場革命。
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這是一項昂貴的事業,錢向來都是最重要的。但最大的挑戰是找到能夠完成任務的人,找到瞭解我們的目標,並能將其與工藝科技相結合的人。創新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這是一種特殊人才,他們能夠清晰地表達願景,然後開始努力實現它。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畫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
如果你能推銷一個願景,你就能吸引別人加入,組織融資,組織企業參與,吸引軍人和科學家。這就是連通性。我們該走哪條路?如果任務明確而且人人瞭解,另外還有合適的人選,那麼事情就會步入正軌,順利進行。你可以開始制定計畫。
澳洲正在投資創新。澳洲的制度已經能夠吸收更多的東西,而且現在已擁有一個更成熟的創新生態系統。
像「太平洋作戰科技」(POST)這樣的會議是否有價值?
絕對有。我們須要舉辦更多這樣的活動。我們須要保持更多聯繫。拜科技所賜,我們能夠定期會面,世界也變得更小。但面對面會談並建立關係仍然不可或缺。這些交流簡化了簽署備忘錄(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MOU)和協調計畫的流程。透過「太平洋作戰科技」等實體會議和虛擬會議,我與五角大廈同事的聯繫比在新冠肺炎(COVID-19)之前還要多。
COVID-19 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更多的交流,因為我們不可能一直見面。在疫情之前,我們每年都會面對面見幾次,討論各種機會。然後我們回到各自的國家,處理各自國內的事務。疫情期間,許多像本次會議這樣的活動都無法舉行。因此,我們必須找到新的交流方式。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密切溝通的價值,現在我們更樂意那樣做。要建立強大、富有成效的國際合作夥伴關係,就意味著我們須要將「太平洋作戰科技」這樣的活動融合線上參與。
其實,對於身在澳洲的我,虛擬會議的時間確實有點早。科學還無法跨越時差的障礙,至少目前不能。
我們將何去何從?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並正在改變軍隊。這一轉變的基礎是自動技術、人工智慧(AI)、量子、極音速推進技術和超連結技術。一切似乎皆有可能,儘管可能很可怕。世界已然不同,這須要透過合作夥伴關係來管理。儘管盟國與合作夥伴之間的溝通有所改善,但毫無疑問,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們須減少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增加透明度。力求無縫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