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綜合嚇阻衝突/緊張局勢

中國的 新經濟時代

習近平的行動主義、自上而下的領導方式如何傷害成長前景,限制公民機會

謝爾・霍羅威茨(Shale Horowitz)博士/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

美聯社照片

自 2012 年掌權以來,中國共產黨(CCP)總書記習近平已經有系統地推翻鄧小平在 1970 年代晚期所建立,並由其前兩任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所延續的「改革開放」制度和政策共識。自 2020 年以來,一連串政策擾亂了中國已趨減緩的經濟。這些政策包括對中國最先進的高科技企業進行多方面之監管突擊;突然出現的債務限制讓房地產業陷入危機;以及頑固的「清零」政策,強迫持續、不可預測的封鎖。應該如何理解這些政策,以及它們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習近平定義「新時代」

中共在 2017 年將習近平的官方哲學載入憲法,被稱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他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衍生出來,這是鄧小平為 1978 年至 2012 年改革開放時代新的市場導向經濟政策所創造。「新時代」意味著習近平正在與鄧小平時代決裂,而 「習近平思想」則意味著他將決定執行的理由和方法。

在黨和國家會議中許多備受矚目的公開演講裡,習近平宣布了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的新方向。在政治方面,他堅決主張中共必須恢復從前的內部團結、政治控制和文化優勢。在這種以黨為本的表面背後,習近平利用廣泛的「反貪腐」運動來清除實際和潛在政敵,直接控制所有重要領域的政策制定,掃除鄧小平對最高領導人的 10 年任期限制,並恢復對自己的毛澤東式英雄崇拜。在經濟方面,習近平堅持不再強調成長的重要性高於一切。習近平超越胡錦濤沒有權威的陳腔濫調,他表示國家所有權和更重大的國家監督和監管,將被用來對經濟施加更可靠的黨國控制;該控制將更果斷地被用來服務黨的意識形態目標,例如為共同富裕(更大的平等)和社會主義文化(對黨忠誠、傳統道德和中國民族主義的融合)提供服務。在外交政策方面,鄧小平的沈著應付方法——經常被總結為「韜光養晦」——將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所取代,中國藉此利用其日益增長的軍事、經濟和文化力量,以「更接近全世界的中心舞台」。

2020 年中,新冠肺炎限制措施使北京的購物廣場和大部分其他企業關閉。

習近平的經濟政策起步緩慢。他的第一個任期是 2012 年至 2017 年,專注於鞏固個人權力和黨國政治控制。經濟政策包括加強國有企業在金融和市場的投資部位,並在資本市場自由化方面,停止可能破壞穩定、制約國家的試驗。從 2017 年開始,並從 2020 年開始強化,習近平的經濟政策已經變得更加積極、不可預測和具破壞性。這些政策的共同點是,更重大的黨國控制和監督是目標、用來達到另一個目標的支配方法,或兩者皆是。

向馬雲展示誰是老大

習近平對高科技線上服務行業的制裁——包括搜尋、社群媒體、支付和金融、遊戲、購物和食品配送——已經讓中國最成功、備受矚目的私營公司受到公開批評、威脅性調查,以及更重大的監管和政黨控制。這被解釋為以正當理由為公共利益提供服務,包括保護消費者資料、限制大公司的獨佔力、維持金融和經濟穩定,以及維護公共道德。也許更重要的是,科技公司已經被迫對黨國表現出應有的尊重,並將其利益和目標置於黨國的利益和目標之下。

最著名的個案為線上金融服務巨頭螞蟻集團(Ant Group),其首次公開發行在 2020 年底被封鎖,據說這是在該集團創辦人、億萬富翁馬雲批評國家監管機構妨礙創新之後,習近平下的直接命令。螞蟻集團向消費者和小企業開放貸款管道的商業模式,對大型國有銀行的市場主導地位造成威脅。國有銀行主要向國有企業(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和大型、有良好社會關係的私人公司放款。螞蟻集團和其他金融科技公司的商業模式和放款業務面臨新限制,因為相較於傳統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管理,它們受到更嚴格監管制度的控制。

大約在同一時間,北京加大力度將大數據及其使用置於黨國的控制之下。編譯大型客戶數據集的科技公司,包括阿里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和字節跳動(ByteDance)等巨頭,必須將資料保存在中國,遵守對資料收集的新限制,並將資料提供給希望監督其使用方式的國家。國家希望不僅保護消費者隱私,而且希望將資料用於中共高科技監視政權的監督和宣傳目的。黨國還將有餘力利用公司的資料——包括外國公司的資料——以大致類似強迫技術轉移或經由網路盜竊來竊取技術的方式,推動優先中國公司的發展。

其他新法規則是針對公共道德或生活品質的可見威脅。騰訊和其他線上遊戲公司已經目睹遊戲核准減少和內容限制增加,包括限制未成年人每週玩三小時的遊戲。名人以及其經常是奢侈、放蕩的生活方式在大眾及社群媒體之普及也受到了限制。2021 年,國家監管機構指示公司「嚴格控制節目演員和來賓的挑選,並鼓勵將政治素養、道德行為、藝術水準和社會評價作為選擇標準」。也許最令人驚訝的是,同樣在 2021 年,北京對中國教育超群文化發起正面攻擊。教育部警告,增長快速的大型私立教育企業為數百萬兒童提供課後輔導,威脅將「在國家教育制度之外形成另一個教育制度」。

為學生提供服務到九年級的教育公司或部門,被禁止以營利企業的方式經營。價格和輔導時間也受到監管控制。市場價值崩潰,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裁員。富有的科技企業家突然擔心最壞的情況,他們急忙向黨所核准的慈善計劃捐款。

除了違反法規的強制性罰款以外——例如美團 (Meituan)159 億台幣(5.3 億美元),滴滴 (Didi)360 億台幣(12 億美元)和阿里巴巴 840 億台幣(28 億美元)(全部在2021—22 年間)——來自公司老闆的「捐款」,包括拼多多(Pinduoduo)450 億台幣(15 億美元),小米(Xiaomi)660 億台幣(22 億美元),美團 690 億台幣(23 億美元),騰訊 4500 億台幣(150 億美元)和阿里巴巴 4,650 億台幣(155 億美
元)。在公司管理層方面,政黨委員會的監督作用也更強大,並向國有企業出售大量股東股份。

阿里巴巴集團(Alibaba Group)共同創辦人馬雲放棄主席職務,在中國政府制裁他的業務之後,自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 月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從此以後,他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

所有這些黨國控制和監督的增加,往往會交互增強,造成經濟成長前景的下降。其中包括對產品和服務開發的限制;對市場佔有率和利用業務推廣相關業務的反托拉斯限制;對擁有和使用客戶資料的限制;與公共道德和政治忠誠有關內容更嚴格的限制;對無論大小的管理決策進行更重大之監督和預測;反覆無常、政治化的法規執行;以及保留未來利潤流的不確定性。股票市場價格是損失的直接跡象之一。自 2021 年 2 月至 8 月,中國六大科技公司市值蒸發 40%。最大的兩家公司阿里巴巴和騰訊自 2020 年和 2021 年達到高峰以來,市值蒸發超過一半。

可以預測的是,更嚴厲的監管環境,讓新創公司和小公司的經營更加困難,從長遠來看,有提高市場集中度和減少創新的傾向。

向中國儲戶展示誰是老大

中國人以節儉著稱。由於國家管理國內股票市場和限制外國投資流出,中國都市家庭將其畢生積蓄的 78% 用於住宅房地產,而美國家庭則為 35%。由於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正趕上快速都市化,公寓價格已經暴漲——近年來達到經濟學家所認為非永續的「泡沫」水準,可能會破壞消費者和開發商債務水準的穩定性。2019 年,相對於收入水準而言,中國的房價大約是美國的兩倍。截至 2021 年 6 月,上海、北京和深圳的房價相對於可支配收入,比舊金山和紐約高四至五倍。同時,在擁有兩間(含)以上房屋的屋主當中,其空屋率很高,租金報酬率也很低。

經濟學家認為,沒有安全的方法來戳破泡沫。然而,習近平在 2017 年提出警告「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卻未顯慎重。2020 年 8 月,他實施三條「紅線」措施,突然限制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債務水準。隨著大型開發商長期強調快速增長,在利用向買家預售和供應商借據(IOU)等非正統來源時,債務已經達到高水準。由於恒大(Evergrande)等許多大型開發商突然無法借款,房地產價格下跌,施工步履蹣跚,隨之而來的是一波國際債務違約。許多買家看到已經融資或付款的公寓停止施工。有些人以扣留抵押款項的方式來因應。

習近平已經將問題推卸給省級和地方政府,預計它們將確保提預購者獲得公寓,並限制對房地產業的損害。選擇性紓困和政府接管陷入困境的工程正在進行,還有當地特定措施,以激勵住宅建設。關注基礎建設工程的國營企業正在支撐土地銷售市場,以保持營收流向地方政府。但幾乎沒有重新檢視最初失敗政策並廣泛以更溫和的債務監管取而代之的跡象。過度建設和都市化減緩,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注定要減緩。然而,突如其來的嚴格方法,已經嚴重損害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的財務狀況,並動搖消費者的信心。估計佔中國經濟 20% 以上的房地產行業,似乎有可能仍處於蕭條狀態。

向病毒展示誰是老大

當新冠肺炎首次在中國武漢出現時,在中共災難性的忽視和管理不善之後,其激烈的檢測、追蹤和封鎖制度最初被證明有效。

然而,該成功為後來的問題埋下種子。習近平追求疫苗國家主義——依賴效果較差的本土疫苗來顯示中國可以獨自解決其問題。與此同時,數百萬中國老年人擔心這些疫苗的安全性,並判定封鎖讓疫苗接種變得不必要。接著出現更多具傳播性的變異株,這導致中國主要城市和地區經常出現長期封鎖——包括對中國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的上海,實施為期兩個月的封鎖。

儘管對供應鏈和投資與消費者信心造成持續、不可預測的干擾,但習近平仍堅持清零政策,直到 2022 年底——他突然放棄限制病毒傳播的所有努力。為何中共不早點過渡到開放和與病毒共存?首先,習近平並不輕易退縮,而且不願承認他的標誌性成功出現問題。其次,數百萬中國老年人仍未接種疫苗,而且中國疫苗的有效性存在著不確定性。第三,清零政策設置了另一個有用的監視和控制層。例如,新冠肺炎出行限制技術,已經被用來限制在鄭州針對銀行未能向儲戶提供現金的抗議活動。

工人在北京科技博覽會期間,通過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的標誌。2020 年底,中國當局停止阿里巴巴關係企業螞蟻集團 1.035 兆台幣(345 億美元)的首次公開發行。

如果習近平如此致力於清零政策,為何轉向開放如此突然和無條件?在病毒完全擊敗中共的最大努力之前,習近平似乎有決心要堅持下去。在中國經濟中,越來越大的領域變得越來越常需要持續封鎖和侵入性強制檢測制度。這嚴重擾亂中國的供應鏈和商業活動,破壞就業和損害財政。中國城市爆發規模和廣度自 1989 年以來從未見過的抗議活動。地方政府的財務狀況陷入危機。

習近平別無選擇,只能退縮,但後果非常嚴重,因為過度自信導致幾乎沒有任何準備。沒有努力大規模引進顯然更有效的外國疫苗和抗病毒治療。中國在儲備基本藥物、建設醫院和臨床基礎設施方面的醫療系統幾乎沒有任何準備。由於經濟危機達到最高點,為了恢復經濟而決定倉促轉向群體免疫。數以億計的個案在城市中正式爆發。黨國並未努力阻止傳統的農曆新年返鄉大遷徙——不可避免地此波病毒殺戮將散布到人口更老且醫療更原始的農村。關於有多少人死亡的數據透明度值得懷疑,包括由於黨國過度自信、準備不足和以經濟為驅動力的倉促開放,有多少人不必要地死亡。

2021 年 9 月,在北京恒大住房開發工程中靜止的起重機。儘管承諾提供更多住房,但習近平的政策對某些開發商緊縮信用,導致了國際債務違約潮,串聯成長期房地產危機。

向經濟展示誰是老大

習近平承擔經濟成長減緩的兩個主要來源。首先,隨著貧窮國家變得更富裕,成長率自然會下降。其次,中共政策傳統進一步限制成長。以前的一胎化政策已經讓勞動力快速下降。其他監管政策的匯集——城市居住許可制度、對農村土地使用的限制,以及集中在幾個主要城市、相對狹窄的經濟成功途徑——限制獲得經濟機會,並使提高生產力的速度減緩。

與此同時,習近平的目標和方法,催生了許多進一步減緩成長的政策。部分的驅動力來自習近平希望淡化與「共同富裕」相關的成長,或者是提高中國中下階級生活水準的特別努力。然而,習近平的首要目標——超越所有經濟目標——是加強黨國的權力和控制。他偏好的實現方法,是強加宏偉、大部分無關、經常自相矛盾、由上而下的政策,以獲得特定的結果。由於習近平的政策進一步減緩成長,他很可能會嘗試以更多相同的方式,解決由此所產生的問題。

在 2022 年 6 月政府強加新冠肺炎封鎖期間,工人在北京街道周圍架設金屬圍欄。

習近平的成長放緩中國更加危險

成長放緩削弱改革開放時代中共的主要合法性和政治權力來源。取而代之的,習近平依賴壓迫、宣傳和中國民族主義。但他這麼做是出於對意識形態的信念,而非因為這是合理的政治策略。在新時代,習近平一心想要取得成果,為了中國的榮耀,也為了自己身為中國創造歷史領導人的榮耀。

如果這些成果沒有在經濟領域物質化,習近平將轉向其他領域。這包括外交政策,其中最大的風險是對自治台灣的戰爭,北京聲稱台灣為其領土。經濟成長減緩也不可能限制中國的軍事集結。中國中央政府有足夠的財政自由裁量權,但除了內部安全有可能優先於軍費支出以外,沒有其他優先事項。

使中國在海外變得更加危險的並不是經濟機會窗口的縮小。習近平是經濟限縮的始作俑者。而促使習近平削弱中國成長的相同目標和方法,讓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更加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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