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论坛》创刊 50 周年
塞巴斯蒂安·克瓦尼博士 丹尼尔·井上亚太安全研究中心
为更有效地应对21世纪印太地区的多重挑战
（如卫生、气候、经济、网络和海上安全等方面），各国国防部和政府机构打破了各自为政的壁垒。
各个政府部门不断推动创新，力求通过协作和综合响应，以应对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挑战。传统上，政府往往将这些任务分配给不同的部委或部门，但这些机构通常独立行动（有时是出于制度设计），缺乏有效沟通和合作。
这一范式的转变，并非仅因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尽管确实如此），而是由于各方日益认识到跨机构协同响应的重要性。这些团队合作的方式侧重于通过伙伴关系和互操作性推动联合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此类应对方式不仅注重首要结果，也注重潜在的次生效应或后续影响。
要实现全社会各部门的有效协作，美国及其盟友与合作伙伴必须同步调整国防资产及其他力量的部署方式。即使在一代人之前，军队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来应对此类现象都是不可想象的。彼时，此类行动不仅被认为会削弱军队的首要任务准备，而且在以任务为导向的治理体系下，其并不具备应对此类问题的基本技能。
目的导向型整合的兴起
虽然军队的各个指挥系统曾倾向于独立行动，但如今已逐步学会将资源部署到传统上属于非军事领域的事务中。
很多军事部门和个人能够从训练首要技能转为训
练次要技能，从而推动了这一转型。最显著的例子是人道主义援助和赈灾（HADR）的发展。过去 50 年来，开展了不计其数的行动，将传统工具用于非传统响应任务。包括在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后提供援助，协助难民、迁移、公共卫生等人道主义任务。例如，2005 年 10 月，在巴基斯坦发生毁灭性的 8 级地震后，一支北约部队做出了响应。夏威夷的美国国防部灾难管理和人道主义援助卓越中心表示，美国印太司令部
（USINDOPACOM）参与了该地区的很多人道主义援助和赈灾任务。在 1991 年到 2024 年期间，美国印太司令部开展了 44 次此类任务，包括应对 2004 年的印度洋地震和海啸、2011 年的日本地震和海啸，以及 2013 年的菲律宾“海燕”台风。
“统一援助行动”（Operation Unified Assistance ）为2004年印度洋灾难的受灾者提供了紧急护理和服务。
“友谊行动”（Operation Tomodachi）应对了 2011 年的灾害，包括日美海军的联合行动，专注于搜救和运送食品等援助物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在任务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海燕”台风席卷菲律宾后，“大马洋行动”提供了类似赈灾。
在应对新冠疫情期间，军队的介入也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此前有派遣军队应对公共卫生问题，如 2014 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但在新冠疫情期间，安全部门所采取行动的规模和范围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军队对尼泊尔的援助包括分发个人防护设备等医疗设备，不仅具有重要的人道主义意义，也深化了外交关系。在菲律宾，也开展了类似的行动。这推动了国防部门进一步参与各类与公共健康和其他不稳定威胁密切相关的环境议题。
解决人道主义挑战还有助于提升区域或全球安全，预防未来的安全威胁。贫困和疾病可能会为极端主义创造条件。不过，通过设计合理且高效的干预措施，可有效地同时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威胁。
这就要设立更广泛的监控和评估指标，因为部门驱动型的传统成功衡量标准可能会忽视军事行动带来的环境效益（如区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反之亦然。
军事资源配置循环的转变
随着国防部队在非传统职能方面的参与度增加，最大的挑战或许就在于如何定义威胁，以及需要哪些工具和装备来对抗这些威胁。例如，如果印太地区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是一场大流行病，那么军队领导人应该如何分配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互操作性被定义为作战硬件在国家军队和国际伙伴关系层面上应对非传统威胁的能力。
互操作性可扩展到军事资源方面的考虑，如工程建设营、医疗舰和运输基础设施，军队可使用这些资源应对气候威胁。
在所有情况下，应对非传统威胁的资源都会出现稀缺和竞争；互操作性至少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和制约因素。
推动非传统司令部的发展
美国太空司令部的成立展现了拓展传统司令部定义的重大契机。这或许可以延伸至设立天气司令部或相关的卫生、人道主义和环境司令部，只要将此类问题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它们就有充分的合理性。
对于区域合作，这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如果气候等问题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意味着这些挑战无法单靠单一国家解决。相反，需要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才能成功应对。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这种合作已涌现。各国如果要战胜环境威胁和疫情等外部威胁，就必须将这些挑战视为共同的外部生存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