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东北亚伙伴关系

自由、开放、繁荣

捍卫 印太地区的民主

《论坛》员工

印太地区的人民已将民主准则,包括透明、问责和包容的法治治理,深深融入区域文化。19 世纪末,日本建立了该国的第一个代表政府,比颁布其现代宪法早了近一个世纪,取代了中间的军事统治,宣称“主权在民”。1987 年,韩国公民社会(包括大学生、学界和新兴中产阶级)持续发起争取自由的运动,最终恢复了总统直选。同样,台湾民众要求更为开放的政治参与,以推动从威权主义向民主 (1996 年奠定了民主制度的基础)的逐渐转型,要求岛内领导人向人民负责。印度尼西亚通过宪法修正案瓦解了威权主义政权,并于 1998 年正式建立自治体制,注重权力的和平移交。印度的民主制度与古希腊的制度一样久远,民主正是得名于古希腊的制度,即 demos (民)和 kratos(治)。纽约大学教授大卫·斯塔萨维奇 (David Stasavage)在他 2020 年的著作《民主的兴衰:从古至今全球史》中写道,事实上,最早期形式的民主“在全球各地都十分普遍,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人类社会自然发生的状况”。

印太各地的公民支持代议制民主,在这种体制下,选民选择领导人,领导人制定法律。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2023 年的一份调查,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至少 74% 的受访者认为这种体制是“好”或“很好”的治理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皮尤先前的报告,在大多数上述国家中,多数人认为拥有自由的反对党“非常重要”。这一点将合法的民主体制与朝鲜那样的一党专制政权区分开来,后者以操纵的选举为依据,宣称自己是民主体制。根据国际共和研究院的民意调查,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和东帝汶的年轻人也将民主视为最优政府形式。

在整个地区,人们重视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2023年,每 10 个香港、韩国和台湾的成年人中有 8 个向皮尤调查员表示,应该允许不同意政府行为的人公开表达反对意见。这些调查结果在香港尤其有意义,根据国际非营利组织“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2024 年 6 月的报告,中国“通过实施两部严厉的国家安全法,拘留和起诉民选代表,取缔公民社会团体和独立工会,关停支持民主的媒体等措施,镇压了该城市的民主运动,剥夺了香港的公民自由”。

该地区对民主的热情深深根植于务实主义。比较中国与韩国和台湾的收入水平,能够提供一个例子。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这三个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曾一度实现两位数的年增幅,但自从中国共产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2012 年上台以来,国家控制的扩大造成增长放缓。然而,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共为中国人民带来的繁荣较为有限。政策专家布拉德·利普斯(Brad Lips)、克里斯·毛伦(Kris Mauren)和丹·内格里亚(Dan Negrea)在大西洋理事会的文章《关于自由和繁荣的持续辩论》中写道:“威权体制完全按照其意图运作,为一小部分掠夺性精英带来巨大财富,却未能为整个社会创造繁荣。”

2024 年 2 月,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印度尼西亚公民进行提前投票登记。 NURPHOTO/路透社

2023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约为 96,974 元(约合 13,400 美元),世界银行将其列为
“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之下,台湾和韩国的人均 GNI 是中国的两倍多。然而,五十年前,这三个地区的人均收入都很低。这三个都曾在威权体制下运作,不过首尔和台北是军事独裁,提供了中国公民无法享受到的经济自由。“其中两个在这段时期之初实行并一直维持自由市场,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选择了民主,其(收入)增长远快过中国,”利普斯、毛伦和内格里亚写道。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韩国和台湾逃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它们跨过了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门槛。

在威权政权下,经济增长所需的创新和创业精神能否蓬勃发展?”他们补充道,“对于是否存在先进经济和威权政权长期并存的国家,这方面的例子很少……一个缺乏有效制衡的体制是无法保证持续培养优秀领导人的。民主虽有各种不完美,但已经证明是最能够产生优秀领导人并革除不良领导人的政府形式,从而造就持久的繁荣。”

对既定规范施加压力

在整个印太地区,对民主的威胁包括军事和经济胁迫、信息操纵、选举干预和腐败。依赖南中国海获得粮食和经济安全的国家都很熟悉中国的非法、胁迫性、侵略性和欺骗性行为。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在南中国海升级了敌对行动,试图系统性地改写国际法。换言之,中国试图用“法制”体系替代法治,在“法制”体系下,领导人能够随意制定和执行法律,而法治是一种确保法律公平地用于所有人的民主规范。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对南中国海大多数地区主张主权,无视周边国家的权利;无视赋予了这些权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视 2016 年国际法庭的裁决,裁定中国的广泛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2024 年 1 月,选民在台湾台北的投票站排队。 美联社

中国海岸警卫队在马尼拉的专属经济区内反复阻挠菲律宾渔民和军事行动之际,习近平寻求单方面改变国际公认的规则,几十年来,这些规则帮助维护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还在台湾海峡及周边实施了胁迫行动,这是另一条重要的全球水道。在该地区,习近平通过军事演习、侵入台湾控制的水域和军机越来越多地越过海峡中线来试图破坏现状。这条分界线曾经是缓解民主治理的台湾和北京之间紧张局势的机制,北京对台湾宣称主权,并威胁要以武力吞并。在其他地方,中共的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骚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船只,阻挠石油和天然气作业。分析人士表示,这些霸道行为适得其反,反而激起了反中情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和丹尼尔·特怀宁(Daniel Twining)写道,即使是该地区的一党专政国家“也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不是中国的修正主义专制制度希望建立的国际秩序——在那个等级森严的世界,扩张主义大行其道,大国可以肆无忌惮地蹂躏邻国的独立性”。

中国的经济胁迫延伸到南中国海以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和韩国在正面对抗北京后,均面临经济打压。以下数十个这方面的例子,中国采取的手段包括:

• 对澳大利亚的多项产品加征关税,因为堪培拉呼吁对新冠开展国际溯源调查。
• 在日本于日本控制的水域逮捕了一名中国渔船船长后,中国限制向日本出口关键稀土矿物,叫停了赴日旅游。
• 在首尔表示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朝鲜的威胁后,中国抵制韩国车企,限制其他产品销售。

“此类经济胁迫试图强迫民选领导人维护中国的利益,而不是其本国公民的利益,颠覆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格林和特怀宁写道。

技术威胁

中共与俄罗斯勾结,针对全球受众发动影响力宣传,散播虚假信息,包括过分的领土主张,以及台湾自卫武器库的质量等话题。人权团体、政策分析人士、互联网自由倡导人士和泄露的中共文件显示,这些专制国家利用其他国家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平台(与其国内高度审查的网络形成鲜明对比),在自由社会制造不和谐,宣扬反民主的观点,并骚扰自己的海外侨民。安全机构警告称,恶意行为者使用人工智能(AI)技术向数字平台漫灌虚假或操纵的新闻信息、图片等内容,这些内容难以与真实信息相区分。

据《日经亚洲》报道,“我们需要团结和技术共享来捍卫我们的民主,”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韩国举办的2024年民主峰会上表示。“我们需要建立AI和数字系统,以检测和打击使用 AI 和数字技术制造假新闻、传播虚假信息的人,”他补充说。

 “中国模式”

与此同时,北京在国际上“收买精英”的做法削弱了民主原则,如公平选举、政府透明度和自由公民社会。2023 年,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教授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在美国的研究中心
“国际民主研究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的播客节目中表示:“一些国家的政府并不了解中国构成的挑战,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让它们眼花缭乱,务必要记住,这些诱人的机会只造福当地统治家族和精英阶层。”菲茨杰拉德表示,中国给这些领导人的信息是:“如果你想效仿中国模式,只需跟着我们做就行。我们镇压公民社会。”

据法新社报道,在所罗门群岛,中国耗资几千万美元成立自主发展基金,供政治家使用。批评人士指出,“选区发展”基金本质上是行贿基金,用于收买政要。2022 年,所罗门群岛在与北京签署了秘密安全协定后,还推迟了 2023 年的选举。该安全协定让外界担忧,中共会在南太平洋部署海军舰艇。

此类投资和“援助”协议(包括中国以不透明而著称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的条款往往对选民和纳税人保密,使精英阶层能够规避问责制和信息自由等民主规范。丹尼尔·苏伊达尼(Daniel Suidani)是一位知名的中国批评者,他于 2024 年重新当选,进入马莱塔岛的省议会。他向法新社表示,中共的投资侵蚀了所罗门群岛的民主制度。“对国际社会,我想说,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他说,“我们希望分享其他人享有的同样的自由与权利。”

回应专制政权

印太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通过经济援助、安全协助和对外联系对抗威权主义的压力,以加强透明和问责治理。例如,澳大利亚支持自由公平的选举,将此列为其国际发展政策的优先事项。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与东帝汶合作,成立了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协助汤加建立了新的选举制度,帮助尼泊尔开放选举教育和信息中心,并自 1998 年以来一直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支持。堪培拉还在斐济、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和汤加设有选举协助计划。

2022 年,在俄罗斯无端入侵其邻国后,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呼吁全球捍卫民主,宣称“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台湾”。

东京将海外发展援助与支持人权、自由和法治联系起来,并将对民主价值的承诺视为国家安全的关键。自 2018 年以来,日本一直在与联合国合作,加强斐济、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帕劳、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的立法机构建设。项目最新的四年期阶段耗资 4,343 万元(约合 600 万美元),用于提供技术援助、训练和能力建设。

2024 年 4 月,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斯卡伯勒浅滩附近,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向执行再补给任务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发射水炮。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美联社

“对于确保公民的声音被听到,公平透明地分配公共资源,以及政策符合人民需求,立法机构起到关键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太平洋办公室的道恩·德尔·里奥(Dawn Del Rio)表示,“我们很荣幸能与日本就这一重要倡议开展合作。”

韩国在保障全球民主方面的工作重点包括最近承诺出资 7.24 亿元(约合1亿美元),用于推动国际数字转型,提升技术能力,加强反腐败力度。尹锡悦表示,这是对韩国在向民主转型过程中获得的多国支持给予的回馈。韩国大学教授金南圭(Nam Kyu Kim,音译)在东亚研究所撰文写道,韩国的反腐和民权委员会还与联合国合作,帮助越南、科索沃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建立防腐败机构。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几乎每个印太国家推动公平、透明的治理,包括支持马尔代夫的司法改革,加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媒体,鼓励东帝汶选民投票,并与斐济合作实现包容、和平和参与式民主。

2024 年 6 月,印度达兰萨拉(Dharamshala)的选民排队投票。NURPHOTO/路透社

该地区其他支持民主的努力包括印度尼西亚主办了巴厘民主论坛,为来自亚洲和中东的民间和政治领导人提供培训,以及台湾的民主基金会支持公民社会团体。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合作伙伴关系等多边组织也团结起来,维护共同价值观、抵御威权主义的胁迫。

2024 年年初,在首尔举行的会议上,来自印太地区的学者、思想领袖和公民社会利益攸关方组成的跨国组织“阳光地带倡议”(Sunnylands Initiative)成员表示,印太地区的民主面临重大挑战和机会。即使在香港、缅甸、朝鲜等地的自由和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之际,从蓝色太平洋地区到东北亚的选举为多元化的声音、更多的民间参与以及成熟和新兴民主体制之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了机会。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萨摩亚、韩国、泰国和美国的“阳光地带倡议”参与者,与印太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同承诺培育民主合作伙伴关系,促进政府透明度,辨识技术机遇和威胁。该组织声明表示:“通过在现有的领域集中力量,并时刻关注新的民主机遇,我们能够努力让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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