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绍尔中心研究员和分析师福克·泰特维勒
2022 年 2 月的中俄联合声明被广泛解读为两国加深合作的信号，两国是世界秩序的重大挑战者。有些人甚至将其评估为制度化的轴心国集团，或甚至联盟。然而，中国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不够，令这一说法存疑。更深入地审视俄中关系，以及声明中的宣言，显示存在共同利益和心目中的共同对手——“自由的西方”，但是，这份平平无奇的声明也暗中显示，两国对未来没有共同的愿景。
事实上，两国可能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团结一致。要挑战西方和当前世界秩序，中俄需要安全、稳定的后方基地。因此，联合声明中提到的两国共同安全利益在于确保其对周边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愿景，反对外部势力对其眼中的“内部事务”的干预，以及反对其公民获得更多自由的努力。然而，除了这些共同利益外，其对新世界秩序的各自愿景大相径庭。相比俄罗斯将自己描述为西方受害者的消极愿景，在一些国家眼中，中国的愿景可能是一种真正的另类选择。此外，几十年来，俄中关系也存在深刻的不信任。虽然两国在某些领域加强合作，在其未来的关系中，这些分歧可能占据主导。
中俄军事合作经历了几十年的起伏。这种关系是单方面的，且总是充满不信任。直到近年，这种关系还是不对称的，苏俄充当技术和知识的提供者，而中国共产党（中共）从不接受其更为强大的合作伙伴充当领导者或主导者的角色。相反，它利用俄罗斯，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开始支持中国新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在中国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它帮助毛泽东在面对中共内部对手和地方军阀、国民党和日本皇军等外敌的斗争中巩固权力地位，毛泽东曾有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在1949 年中共建国后，苏联继续支持中共军队的武装——此时已改名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军）。这帮助毛泽东巩固了对中共和中国的统治。
有了苏联的支持，中共在该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支真正的共产主义军队，以及可持续的军工产业。例如，1956 年，中国军工业利用苏联的经验，设计出了其首架战斗机（东风 101，后改名为沈阳歼 5），并于1964年设计出了首枚核弹。不过，几年后的中苏关系验证了毛泽东的另一句名言：“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随着中共变得更为自信，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显现出来。中苏之间的边界争端在六十年代开始升温，并引发了 1969 年的公开冲突。1971 年，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期间，苏联和中国分别支持对立双方，导致两国分道扬镳。虽然同为共产主义政权，在接下来的 18 年里，中国和苏联更像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在此期间，军事合作停滞。直到 1989 年，由于苏联经济实力的快速衰退，以及中共在天安门大屠杀后的政治孤立，两国恢复了军事合作。
在九十年代恢复关系后，中共依赖俄罗斯的对外军售来实现解放军过时装备的现代化。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成功的军事行动令解放军战略制定者大开眼界，从而引发重大军事改革，也令俄罗斯的装备和知识经验更受欢迎。此外，2003 年，解放军开始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参加多边军事演习，并于 2005 年参加了与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双边演习。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解放军仍是中共的重要强力工具，但该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和政治领导人的主要重点。这一时期的口号是“富起来”，在 2012年，习近平被选为中共总书记后，这一口号戛然而止。习时代的口号是“强起来”，而解放军在中共为中国制定的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训令，对于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习近平议程的核心概念，再次具有了重要意义。
解放军对习近平计划的重要性反映在其野心勃勃的改革时间表中。该计划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解放军要成为比肩美军的世界级军队。解放军的训练和装备面向一种新型的全域综合作战——陆地、海洋、空中、网络和太空，并非常强调认知作战。要实现这一目标，其中的一些里程碑包括 2020 年前实现机械化（由于新冠疫情而延后），以及 2027 年前完成现代化。后者包括前者和“信息化”，以及解放军开展“智能化”战争的能力。信息化意味着解放军必须获得设备，能够开展全域综合作战，先是在局部层面，然后在全球层面。此外，智能化的目标要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该技术一直被用于监控中国社会。中共领导层明确表示，信息化和智能化远比完全机械化重要，因为解放军认识到，单纯机械化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在解放军改革的实施过程中，科技业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不能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将科技视为独立于军事的部门。
遵照智能整合和综合联合作战的方法，可能会引发军事事务的革命。这将意味着，解放军可能会抛弃西方的战争概念，更倾向于中国传统的战略方法。解放军的目标不再是像典型的西方概念那样，简单地加快其自身的“观察、调整、决定、行动”（OODA）循环，并在战场上击败对手。其目标将是操纵对手的 OODA 循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解放军能够操纵对手的认知和取向，就能够影响其决策、行动和反馈循环。实施这一概念——将军队视为系统，将战争视为这些系统的对抗，意味着战争可以不战而胜，或者在战争爆发前就取得胜利。这种概念上的革命性转变意味着其将回归孙子兵法的策略，抛弃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Carl von Clausewitz）关于决战价值的通用解读。
这些概念思考也对中俄军事合作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在 2015 年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和 2020 年的“双循环”概念中，已经明确提到了中国建立强大科技业的重要性。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成为领导者的野心反映在其军工业中，该产业与其科技产业密切关联。其实现高科技产品国产化的目标也适用于中国的军工产业，该产业正在经历快速现代化和更大的自给自足和自主权。由此，中国对俄罗斯对外军售的依存度有所下降。目前，中国主要进口俄罗斯生产的飞机发动机，不过中国的航空业正在赶上。此外，当前的俄中关系和军事合作受到中国自身行为的损害，如中国对技术和设备进行复制和逆向工程的做法，其对知识产权的盗窃以及工业间谍行为，如中国对俄罗斯军火制造企业的网络攻击。
自 2003 年以来，中俄军事合作的第二支柱一直是军事演习，至少进行了 79 次双边和多边训练演习。通过此类演习，俄罗斯能够缓解政治孤立，并有机会兜售其军事装备，而解放军获得了在各类地理环境和气候中行动的经验，并从更有经验的俄罗斯武装部队学习到战术和流程。随着俄罗斯技术优势的缩小，以及俄罗斯武装部队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明显拙劣表现，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对中国的有形价值也在下降。在 2022 年的“东方”（Vostok）演习期间，解放军首次只使用中国生产的装备进行训练。一旦中国生产的军事装备赶上或超越俄罗斯的装备，解放军可能利用多边演习来推销其装备，从而与俄罗斯形成竞争。这将再次对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对外军售是俄罗斯仅次于自然资源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此类双边和多边演习对双方的好处可能仅限于向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发出政治和战略信号，以及缓解中俄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俄军事合作似乎正处于转折点，将趋于下降。乌克兰的战争证明，俄罗斯仍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更为传统的战争概念上。虽然俄罗斯在入侵前的欺骗行动符合中国未来战争思路的方向，但莫斯科对乌克兰地面形势的拙劣评估，以及对认知战场的缺乏准备，表明俄罗斯并未掌握那种战争概念。由于俄罗斯武装部队未能达成预期，成为与美国竞争的榜样，加上俄罗斯军工业的技术优势在缩小，中共不会在这些领域投入太多来加强合作。然而，这不会导致中俄军事合作终止，除非俄罗斯跨过中国的红线，比如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不过，这种合作只会是象征性的、政治层面的，以挑战美国领导的自由西方——俄罗斯可能会成为这种关系中的次要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