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霍洛维兹（Shale Horowitz）博士/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图片：美联社
自2012 年上台以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系统地推翻了邓小平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制定，并由其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支持的“改革开放”制度和政策共识。自 2020 年以来，一系列政策让中国已经放缓的经济陷入动荡。其中包括对中国最先进的高科技企业进行多方面的监管袭击；突然采取的债务限制使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以及严苛的“清零”政策，逼迫各地进行持续的、不可预测的封锁。如何理解这些政策？它们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定义“新时代”
习近平的官方哲学被写入 2017 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被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的理论源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套 1978 年至 2012 年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市场经济政策。“新时代”意味着习近平正在与邓小平时代决裂，“习近平思想”表明，新政策的出台原因及实施方式将由习近平决定。
在党和全国会议上的重要公开演讲中，习近平宣布了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新方向。在政治上，他认为中共必须恢复其以前的内部团结、政治控制和文化主导。在这种以党为导向的外表背后，习近平利用全面的“反腐败”运动来清除实际和潜在的政治对手，直接控制所有重要领域的政策制定，扫除邓小平对最高领导人的 10年任期限制，并为自己恢复毛泽东式的英雄崇拜。在经济方面，习近平坚持认为，增长不再是压倒一切的重心。习近平抛弃了胡锦涛不痛不痒的陈词滥调，声称将通过国有制和更强大的国家监督和监管实现党国对经济的更有力控制；而这种控制将更坚决地用于服务党的意识形态目标，例如服务于共同富裕（更加平等）和社会主义文化（对党的忠诚、传统道德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在对外政策方面，邓小平冷静沉着的和睦共处策略（通常概括为“韬光养晦”）被“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所取代，即中国利用其崛起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力量“走向世界的中心舞台”。
习近平的经济政策起步缓慢。他在第一个任期（2012年至 2017 年）专注于巩固个人权力和党国政治控制。其经济政策包括加强国有企业的金融和市场地位，并停止潜在破坏稳定、制约国家权力的资本市场自由化试验。习近平的经济政策从2017年开始实施，2020 年进一步得到巩固，变得更加激进、不可预测和具有破坏性。这些政策的共同之处在于，要么以更强大的党国控制和监督为目标，要么以其作为实现另一个目标的主要手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让马云知道谁是老大
习近平对互联网服务行业（包括搜索、社交媒体、支付和金融游戏、购物和食品配送）的打击，导致中国最成功、最知名的私营企业成为公众舆论批判的对象，习近平还威胁要对这些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更强力的监管和中共控制。以上行动的理由是为了公共利益，包括保护消费者数据、限制大公司的垄断权力、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保护公共道德。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逼迫科技公司对党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并把自己的利益和目标置于党国的利益和目标之下。
最著名的案例是蚂蚁金服集团，该集团 2020 年底的上市被叫停，据称这是习近平的直接命令，因为其创始人、亿万富翁马云批评国家监管机构阻碍创新。蚂蚁金服的商业模式为消费者和小企业开辟了贷款渠道，威胁到大型国有银行的市场主导地位，这些银行主要向国有企业和关系良好的大型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相比传统银行和金融机构，蚂蚁金服和其他金融科技公司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其商业模式和贷款操作面临新的限制。
大约在同一时期，北京加大努力，将大数据及其使用置于党国控制之下。处理大型客户数据集的科技公司
（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等巨头）必须将数据保存在中国，遵守数据收集的新限制，并向希望监督数据使用情况的党国提供数据。国家不仅要保护消费者的隐私，还要利用这些数据为中共高科技监控制度的监管和宣传目的服务。党国还能利用公司的数据（包括外国公司的数据）来促进其青睐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就像强制技术转让或通过网络窃取技术一样。
其他新法规针对的是对公共道德或生活品质的威胁。腾讯和其他在线游戏公司发现获得批准的游戏在减少，内容限制在增加，包括限制未成年人每周最多玩三个小时的游戏。名人在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及其奢侈、放荡生活方式的传播也受到限制。2021 年，国家监管机构指示此类企业“严格控制节目演员和嘉宾的选择，并将政治素养、道德行为、艺术水平和社会评估作为选择标准”。或许最令人惊讶的是，同样在 2021 年，北京对中国的课外补习文化发起了正面攻击。教育部警告说，为数百万儿童提供课后辅导的大型私立教育企业正在快速发展，可能会在“国家教育体系外形成另一个教育体系”。
服务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育公司或部门被禁止作为营利性企业运营。价格和辅导时间也受到监管。这些企业的市场价值崩溃，大规模裁员随之而来。富有的科技企业家突然开始担心最坏的情况，纷纷向党批准的慈善项目捐款。
除对违反规定的强制性罚款外（如美团的 36.4 亿元人民币（5.3亿美元）、滴滴的约合 82.5 亿元人民币（12 亿美元）和阿里巴巴约合 192.4 亿元人民币（28 亿美元）（均在 2021-22 年度）），公司老板的“捐款”包括拼多多的约合 103.1 亿元人民币（15 亿美元）、小米 151.21 亿元人民币（22 亿美元）、美团约合 158.1 亿元人民币（23 亿美元）、腾讯约合 1030.7 亿元人民币（150 亿美元）和阿里巴巴约合 1065.1 亿元人民币 （155 亿美元）。在公司管理层面，党委的监督作用也更加强大，企业开始向国企大量出售股份。
所有这些党国控制和监督手段相辅相成，降低增长前景。这些手段包括对产品和服务开发的限制；对市场份额和捆绑推销相关业务的反垄断限制；对拥有和使用客户数据的限制；与公共道德和政治忠诚相关的更严格内容限制；对大大小小的管理决策进行更强大的监督和事后审核；反复无常、政治化的监管执行；以及保留未来利润方面的不确定性。股票市场价格是上述损害的直接表现。从 2021 年 2 月到8月，中国六大科技公司损失了40%的价值。相比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峰值，最大的两家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股票价格贬值了一半以上。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初创公司和小型公司来说，更严厉的监管令其经营环境变得更加艰难，从长远来看，这往往会增加市场集中度并减少创新。
让中国节俭者知道谁是老大
中国人以节俭而著称。由于国家管理国内股票市场并限制外国投资外流，中国城市家庭将 78%的储蓄用于住房，而美国家庭的这一比例为 35％。随着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快速的城市化同时发生，公寓价格飙升，近年来达到了经济学家认为不可持续的“泡沫”水平，而潜在的消费者和开发商债务水平影响社会稳定。2019 年，与收入水平相比，中国的房价大约是美国的两倍。截至 2021 年 6 月，与旧金山和纽约相比，上海、北京和深圳的房价相对于可支配收入高出四到五倍。与此同时，两套或两套以上住房拥有者的的空置率很高，租金回报率很低。
经济学家认为，没有安全的方法来刺破泡沫。然而，虽然习近平在 2017 年警告说“房住不炒”，他却没有表现丝毫的谨慎。2020 年 8 月，他实施了三条“红线”措施，突然限制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务水平。随着大型开发商长期注重快速增长，其债务水平高企，同时还使用非传统来源，例如向买家和供应商预售。由于恒大等众多大型开发商突然无法借款，房价下跌，建筑业步履蹒跚，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债务违约潮。许多买房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贷款或全款购买的公寓停工。一些人以暂停还贷的方式作出回应。
习近平将这一问题转嫁给省级和地方政府，要求省级和地方政府确保期房购买者能拿到房子，并限制房地产业遭受的损害。对于陷入困境的项目，选择性救助和政府收购正在进行中，同时当地也在努力刺激住宅建设。主业从事基础设施项目的国企正在为土地销售市场提供支持，以保证地方政府继续取得收入。但基本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在重新考虑最初的失败政策，或普遍加强债务监管。过度建设和城市化放缓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注定会放缓。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刀切做法严重损害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并动摇了消费者的信心。估计占中国经济 20%以上的房地产行业似乎仍将处于萧条状态。
让病毒知道谁是老大
中共在武汉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对疫情的忽视和疏于管理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随后，中共开始进行密集检测、跟踪和封锁，这套做法最初被证明是有效的。
然而，这一成功为后来的问题埋下了种子。习近平在疫苗问题上追求民族主义，依靠效果不佳的本土疫苗来证明中国可以独自解决其问题。与此同时，数百万中国老年人担心这些疫苗的安全性，并认为封城政策使疫苗接种失去了意义。然后，传染力更强的变种造成中国主要城市和地区反复和持续封城，包括对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之都上海采取的长达两个月的封锁。
虽然供应链、投资和消费者信心持续受到不可预测的破坏，但习近平一直坚持清零政策，直到 2022 年底，他突然放弃了所有的防疫措施。为什么中共不早点过渡到开放并与病毒共存？首先，习近平不会轻易退缩，不愿承认他的一个标志性政绩存在问题。其次，数百万中国老年人仍未接种疫苗，中国疫苗的有效性不确定。第三，新冠肺炎清零政策建立了另一层级的有效监控机制。例如，使用新冠出行限制技术来限制储户抗议无法从郑州的银行提取现金。
既然习近平如此致力于清零政策，为什么如此无条件地突然转向开放？习近平似乎决心坚持到底，但是中共即使尽全力都无法控制住病毒。持续封锁和侵犯权利的强制检测的需要变得越来越频繁，影响的中国经济领域越来越庞大。这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供应链和商业活动，损害了就业和财务状况。中国的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其规模和范围创下了 1989 年以来的纪录。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危机。
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退缩，但后果很惨烈，因为由于过度自信，几乎没有准备。外国疫苗和抗病毒治疗明显更有效，但人们并未看到在大规模引入方面有所动作。中国在医疗系统准备方面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没有储备基本药物或建立医院和临床基础设施。随着经济危机达到高潮，政府决定尽快实现群体免疫，以重振经济。城市里立即出现了数以亿计的病例。党国不再阻止春运，疫情蔓延到农村已不可避免，农村的人口更为老龄化，医疗保障更为孱弱。对于具体的死亡人数，包括由于党国过度自信、准备不足和为了提振经济而匆忙开放造成的无谓死亡，大家怀疑党国不会有任何透明度。
让经济知道谁是老大
习近平接手的经济现状成为造成经济放缓的两大原因。首先，当穷国变富后，增长速度自然会下降。其次，中共过去的政策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增长。先前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劳动力迅速减少。其他的监管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经济机会，并减缓了生产率的提高，如城市居住许可制度、对农村土地使用的限制以及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相对狭窄的经济成功之路。
与此同时，习近平的目标和方法产生了一系列政策，进一步导致增长放缓。一定程度上推动这些政策的因素包括习近平希望实现“共同富裕”而不强调增长，或旨在提高中国中下阶级生活水平的临时措施。然而，习近平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党国的权力和控制，这一目标胜过所有经济目标。他首选的方法是通过实施宏伟的、基本上互不相关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来获得特定的结果。随着习近平的政策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他可能会尝试用更多同类方法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
习近平统治下增长放缓的中国更加危险
在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增长是中共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而增长放缓导致其合法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需要依靠镇压、宣传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但他这样做是出于意识形态理念，而非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在新时代，习近平致力于取得成果，作为开创历史的中国领袖，为自己和中国增添荣耀。
如果不能在经济领域实现这些成果，习近平就会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包括外交政策，其中最大的风险是对自治地区台湾的战争。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经济增长放缓也不会妨碍中国提升军力。中国的中央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自由裁量权，除了内部安全之外，就属军事开支优先级最高。
并不是经济机会窗口的缩小会让中国对外变得更危险。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一手造成了这种经济机会的萎缩。驱使习近平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样目标和方法，使他在对外政策方面变得危险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