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波林（Gregory B. Poling）、塔比莎格雷斯马洛里（Tabitha Grace Mallory）、哈里森普雷塔（Harrison Prétat）和高级国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Defense Studies）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自2016年在南沙群岛完成人工岛前哨建设以来，已将重点转向控制南海和平时期的活动。这一转变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海上民兵的扩张——这是一支表面上从事商业捕捞，但与中国执法部门和军方合作在有争议的水域实现中国政治目标的船只部队。
据兰德公司（Rand Corp）称，该实体被美国国防部称为人民解放军海上民兵（People’s Armed Forces Maritime Militia），他们在北京执行南海和东海主权主张的战略中发挥作用。这支民兵采取蜂拥而上压制其他船只，挑战其他国家的合法存在和主张等策略。
由于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前哨站近在咫尺，民兵船只与中国执法部门联手，对东南亚各声索方在中国根据其所谓“九段线”提出的含糊不清、遭到普遍否认的领土主张区域内进行的捕鱼和油气活动提出挑战。这支民兵作为商业捕鱼船队的对外身份让北京有很强的可否认性，使得这支部队能够以很小的代价向其他声索方施压。
对那些有意防止胁迫干涉基于国际法的海事秩序或影响争端的管理或和平解决的人来说，民兵的灰区战术构成重大挑战。相竞争的声索方缺乏与中国船只的大小和数量相匹配的海运能力。希望防止海上胁迫的其他国家往往只配备了海军力量的钝器，而针对表面上的渔船部署海军力量将是升级性的、不切实际的。
为了劝阻激进的行为及降低争议水域的冲突风险，本分析文章力求揭开围绕中共海上民兵的不确定性和可否认性的面纱。通过提供这支民兵的全面概述，调查结果消除了关于大多数在南海争议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在那里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而不是商业目标的任何疑问。
但是，公开来源中文研究、遥感数据和在争议水域活动的行为者进行的海上巡逻有能力揭露这支民兵并削弱其作为灰区力量的效力。
中共海上民兵：历史与现实
中共至少从 1974 年就开始以现代化方式使用渔民民兵，当时他们被用来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
1980 年代的若干事态发展，包括 1985 年在海南潭门镇建立一支民兵部队以及 1988 年在南沙群岛建立中国第一个基地，将为今后几十年更活跃的民兵奠定基础。
在 2000 年代，中国海上民兵参与激进行动的情况有所增加，当时民兵船只实际上干扰了多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航行。这持续到 2010 年代初期，海上民兵在中国 2012 年夺取黄岩岛以及 2014 年向越南海域部署中国石油钻井平台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自 2016 年以来，民兵船只部署到南沙群岛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更加具有一惯性。中国海上民兵人员在与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一些石油和天然气对峙事件中随同中国执法人员，并参与了针对特定地点的大规模部署。2018 年，近 100 艘民兵船只在菲律宾占领的中业岛（Thitu Island）附近部署，2021 年初约 200 艘民兵船只在无人占领的牛轭礁（Whitsun Reef）聚集。
南海民兵从中国广东省和海南省的 10 个港口开展行动。遥感数据显示，任何一天都会有大约 300 艘民兵船只在南沙群岛活动。在南海活动的中国海上民兵船只主要分为两类：专业海上民兵渔船（MMFV）和南沙骨干渔船（SBFV）。专业海上民兵渔船的设计、建造、翻新和运行均使用专门用于海上民兵事务的资金开展。另一方面，南沙骨干渔船是国内渔船的一个子集，满足一定的长度、吨位和功率要求，并在南沙群岛开展行动，以实现中国的政治目标。
专业船只通常按照明确的军事特点来建造，但即使南沙骨干渔船也是钢船体，长度至少达到 35 米，其中许多超过 55 米。专业民兵和南沙骨干渔船均参与旨在维护中国主权的大规模部署，并且都阻止其他国家的船只的通行，虽然中国官员的言论表明，更具侵略性的行动会首先交给专业民兵船只去完成。
中国民兵活动违反了国际法的多项原则。非法阻止声索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合法活动的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和国际习惯法。意图通过制造碰撞风险来阻碍其他船舶的不安全操纵违反了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
识别民兵船只
从中国官方消息来源或国家媒体中直接识别仍然是确认中国民兵活动最直接、最确定的指标。然而，大多数海上民兵船只不太可能以这种方式去识别。这使得基于行为的识别——借助遥感数据和传统的现场报告成为持续识别的最有希望的途径。
现场摄影和录像以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数据收集，为直接识别民兵船舶并记录他们的行为提供了最大潜力。这增加了后续研究的机会，并通过向广大受众揭示该民兵的规模、范围和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
商业卫星图像和自动识别信息系统数据对于识别和跟踪民兵的部署十分重要。
与已知民兵船只和港口的联系可有力地表明一艘船只值得进一步研究，政府大笔补贴也可表明一艘船只是南沙骨干渔船。在争议水域作业的长度超过 50 米的船舶，特别是船员少于 10 人的船舶，也值得进一步审查。
通过将南海行为体的持续报告工作与使用公开来源中文材料和遥感数据的额外研究相结合，不仅使完全识别海上民兵有了可能性，而且很可能实现。
南海民兵活动
过去十年间，在国际视线转移到南海之前，中共海上民兵并不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主要焦点。过去十年间，民兵的使用和组成发生了变化并已扩大。学术界的注意力随之增加，加上近期民兵参与了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的多起事件，可能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民兵的存在本身就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事实上，中共在南海首次使用渔民兵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十年前，自那时以来，海上民兵在维护中国主张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过去十年，尽管国际法庭在 2016 年裁定这些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但中国为控制其“九段线”范围内的水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导致其民兵部队的规模和活动相应扩大。
2014 年 5 月出现第一个迹象表明，在中共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海上民兵将成为中国在南海采取更强势战略的先锋队。当月，越南发现“海洋石油 981 号”石油钻井平台和三艘服务船驶过南沙群岛。该钻井平台安装在越南理山岛以东 120 海里（220 公里）和海南以南 180 海里（333 公里）明显存在争议的水域。中国海洋局宣布，该石油钻井平台到 8 月中旬之前将在该地区进行试探性钻探。越南立即派遣了六艘执法船只，防止该钻井平台的运作。北京方面以 40 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国海军）、中国海警队和民兵船只组成的混合部队来保护它。他们组成了同心圆，中国海军船只最接近海洋石油平台，民兵处在与越南人接触最多的最远处。
双方均未开火，但均有大量暴力行为，蓄意撞击和使用高压水管。截至 2014 年 5 月中旬，河内方面声称中国有 130 艘船只在现场，北京方面表示越南有 60 艘船只。越南除了人数比对方少，而且力量也不足以与之匹敌。中国海警船只比越南海警船只更大、装备更好。中共参与对峙的绝大部分是大型钢船体民兵船只，越南的木制民兵船只相形见绌。越南渔船遭撞击沉没，但船员获救。
中国渔船经常在南沙群岛其他声索方的前哨周围聚集，他们基本上不捕鱼。2019 年 3 月和 4 月，经常看到民兵船只在菲律宾控制的南钥岛和南钥沙洲一公里以内停泊。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AMTI）与Vulcan的Skylight Maritime Initiative的研究还显示，中国民兵船舶经常在越南前哨附近聚集，尤其是在南沙群岛的九章群礁区域。其中，粤茂滨渔船队的9艘船只尤为引人注目，在东门礁和赤瓜礁中国前哨附近作业，并挑衅地靠近鬼喊礁、琼礁和染青沙洲以及景宏岛的越南设施附近。现在看来，这些船只只是中国民兵日益关注九章群礁的先锋队。
迄今为止，中共海上民兵与其他行为者之间的暴力行为大多限于危险动作和偶尔的擦肩而过或撞击。但 2019 年 6 月，一起事件几乎导致了菲律宾渔船船员死亡。粤茂滨渔 42212 号船夜间停泊在礼乐滩时与 F/B Gem-Ver号船只相撞并造成后者沉没。据报道这艘中国船只在撞击后关灯逃跑，导致菲律宾渔民溺水。幸运的是，他们被一艘经过的越南船从海里救出。虽然尚未证实粤茂滨渔 42212 号是一艘民兵船只，但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和高级国防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发现有相当多的证据可表明确实如此。这一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海上民兵也参与了最近的石油和天然气僵局。在 2019 年末和 2020 年初分别持续几个月的越南和马来西亚沿海作业期间，海上民兵与中国海警一起护航了一艘中国国有勘测船“海洋地质 8 号”。这些事件中的船只确切数量尚不清楚，但有消息称有 40 至 80 艘中国船只参与其中，其中一些是海警和中国海军舰艇，但大多数像是海上民兵船只。
中国海上民兵近期的历史表明，他们在南沙群岛的部署模式经历了数次演变。2017 年底至 2018 年底，南沙群岛上可能是民兵船只的船有 300 艘，其中大多数在渚碧礁和美济礁的港口停泊数周。2018 年 12 月后，这些船队开始更广泛地分布，最大数量的船只集中在中业岛周围。2020 年初，海上民兵船只开始聚集在九章群礁周围，特别是在牛轭礁。这些数字在 2020 年 5 月达到 100 艘，而后再次下降，到 2020 年底接近 200 艘。
自 2021 年 4 月逐渐减弱以来，南沙群岛地区的民兵力量变得更加流动，但数量不会减少。当月，大多数来自牛轭礁的船只转到附近的东门礁，数量最多时超过 150 艘。一支庞大的特遣队也曾前往更加北部的郑和群礁，包括中国在南薰礁的基地和越南在鸿庥岛的基地。
2021 年 5 月，东门礁的几乎所有船只也转到了郑和群礁，使那里聚集的船只总数超过 230 艘。一个月后，大多数船只回到九章群礁，留在东门礁。到 2021 年 6 月中旬，东门礁周围有近 240 艘船，南薰礁仍有 70 艘船。总体情况是，自 2018 年 8 月以来，大约有 300 艘海上民兵船只在南沙群岛周边大规模集结，依靠中国人工岛提供后勤支持，但已不只是躲在这些港口内。
专业民兵与南沙骨干渔船对比
专业的专业海上民兵渔船和南沙骨干渔船通常功能相同，均试图在争议海域维护中国的主权，并且（特别是近年来）大批集结，阻止其他南海声索方的渔船进入渔场和珊瑚礁。
不过，他们的角色各不相同。2017 年，台山市海洋渔业局会见南沙骨干渔船船东，提醒他们在“特别指定水域”作业的“政治责任”，“捍卫国家海洋权益，宣告国家主权”。在同一次会议上，还指示南沙骨干渔船船东避免造成重大国际事件，建议将撞击渔船、干扰外国军舰航行或其他物理对抗等更具侵略性的行动主要交给专业海上民兵渔船。
这种更大的责任与专业海上民兵渔船的设计一致，其中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和大型水炮等配置。尽管如此，南沙骨干渔船仍具有与军事行动整合的潜力。广东省渔业专业合作社所拥有的南沙骨干渔船雇佣合同披露，船舶必须全年在特殊水域作业和停泊，参加训练和主权防卫，并在需要时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作战。此外，未经船长许可，船员不得拍摄停泊在南沙群岛中国前哨港口或船舶内部结构的照片。南沙骨干渔船与专业海上民兵渔船相比，有资格获得不同类型的政府支持。
正式的海上民兵船只与南沙骨干渔船之间的这种区别使南沙骨干渔船更具可否认性。但是，鉴于他们在捍卫中国国家主权方面的明确的政治责任和作用，以及他们协助解放军作战的责任，南沙骨干渔船显然符合民兵部队的任何合理定义。
公开来源确认民兵活动
这项分析的结果应该可以消除迄今为止阻碍公众对中国海上民兵形成共同理解的许多疑虑。中国海上民兵已不是什么秘密：大量公开发表的中国政府文件、媒体报道、学术文章及其他资料公开讨论海上民兵事务。它包括专业民兵——不穿军装的船员操作的船只（这些船只配备有武器储存设施等军事设施）以及大型强力民用渔船——这些船只或是被招募和改造，或是专门建造的南沙骨干渔船，以在争议水域实现中共的政治目标。这些行动由中国政府补贴资助，这些补贴鼓励地方行为者建造符合军用标准的船只，在争议水域运行这些船只，并在必要时随时准备协助中国执法部门和海军部队。民兵船只背后的公司结构并不是旨在混淆最终船东的复杂安排，而是简单直接，它们与船只母港所在地相对应。除了在海南的专业公司运营的专业船队，许多公司的民兵船只所有权非常多样化。这一现象反映了民兵的总体权力下放性质，其中涉及地方实体和企业响应过去十年大的政策举措发出的资助信号。
尽管事实证明，公司与中国政府实体的联系并不是直接识别民兵船只的一种手段，但那些确实有这种联系的船只——特别是在其他民兵指标之上有这种联系的船只值得进行调查。
该报告最初的标题是《拉下中国海上民兵的幕帘》（Pulling Back the Curtain on China’s Maritime Militia），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上透明度倡议和高级国防研究中心于 2021 年 11 月发布。文章经过编辑以适应《论坛》的排版。如要查看完整的报告，请访问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ulling-back-curtain-chinas-maritime-militia。
隐蔽的航程，前世今生
《论坛》员工
今天，中国共产党（中共）的军事力量进行海上扩张让人们想起了 15 世纪明朝郑和穿越印太地区并进入非洲的航行。郑和是中国海军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他出生在蒙古帝国云南边境地区的中亚穆斯林家庭，可能与当代的维吾尔族存在血缘关系。
郑和年少时成为明王朝军队的俘虏，使他成为太监，并让他为未来的永乐皇帝服务。这位皇帝通过政变崛起，推翻了合法皇帝金他的侄子，并自立皇位。这导致了合法性问题，新皇帝利用审查和宣传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下令清除前任皇帝的记录，并进行宣传他的合法性。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宣传神器是“宝船堂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叹的一些巨大木船。中国的记录显示，这些船只的长度超过 120 米金比足球场还长。一支由数百艘船舶组成的船队为这些宝船提供支持，其中包括马匹运输、供水船、军械库船以及在甲板上搭载土壤并种植柑橘树果园的船只，以确保数千名士兵和水手船员的健康饮食。
中共的宣传将郑和远征描绘成中国仁爱的国际友谊和双赢合作的一个主要例子金就像是 15 世纪的一带一路运动，但事实却更加复杂。
郑和航行的真正目的是要确保皇帝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合法性与朝贡制度相互交织。中国的朝贡制度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在这个制度下，属国谦卑地向皇帝赠送外国奢侈品和异国动物的礼物，而皇帝则会赠送仁慈的礼物，如珍贵的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产品。中国政府认为朝贡制度是国际上对皇帝优越政治权威的承认，而其他国家通常认为这是一种与中国贸易的奇怪仪式。
古代的朝贡仪式与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现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比较，这个论坛也是一项宣传活动，旨在为北京政权及其“一带一路”政策树立信誉。
郑和舰队驶入港口献上皇帝的礼物时，那是一种绚丽的景象。回国后，该舰队将当地产品、政府官员或皇室成员带回中国，向皇帝鞠躬，向朝廷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承认永乐皇帝是“天下”的合法统治者。
郑和王试图寻找曾向忽必烈汗等几位之前的皇帝朝贡的地区统治者。但是，当一些印太领导人不愿意配合时，宝船舰队就会卷入军事冲突和进行政治干预，包括俘虏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和推翻统治斯里兰卡的王国。
郑和的舰队也展示了中国的技术、航行、经济和军事实力，但中国最终放弃了这些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耗资巨大，中国官僚们认为其宣传的获益与成本不相符。但这些船只提醒我们，中国有能力创造惊人的奇迹，但这些礼物有时会带来隐藏的风险。有时候，世界大多数地区认为是贸易或外交的交往在中国会被视为朝贡或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