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数字自由 而战

为数字自由 而战

争夺信息技术生态系统主导地位的竞争是民主和专制统治之间斗争的基础

《论坛》员工

2021 年 7 月,许多古巴人走上街头,抗议该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未能提供食品、药物及其他必需品。几天之内,这个共产党政权关闭了该国的互联网和电话通讯,在数日内阻止向外界广泛传播不满情绪。古巴不仅借鉴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如何控制本国公民的经验,并且建设古巴电信基础设施的中国技术和企业使得这种审查成为可能。

各主要安全智库的一系列报告称,古巴等压制性政权越来越多地仰仗中国为国内监控、监测和审查提供数字工具,以操纵国内外民众,并推行其专制统治形式。

这些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政府的高科技镇压元素最突出地用于控制新疆省的少数民族,且已安装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并出口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东欧和东南亚的数十个国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9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至少有 50 个国家正在开发由中国华为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监控系统。阿丽娜·波利亚科娃(Alina Polyakova)博士和克里斯·梅塞罗尔(Chris Meserole)在布鲁金斯学会 2019 年题为《出口数字独裁主义:中国模式和俄罗斯模式》(Exporting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Models)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技术相对较低的虚假信息工具也已出口到数十个国家,以帮助镇压国内的反对派,并在国外的民主国家煽动内乱。

2021 年 7 月 12 日,古巴哈瓦那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之后,防暴警察在街上行走。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埃罗尔·耶伯克(Erol Yayboke)和山姆·布兰南(Sam Brannen)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20 年题为《促进和建设:数字独裁的战略方针》(Promote and Build: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报告中指出,虽然这些技术的使用会带来长期不良影响,但较为温和的政府——甚至包括塞尔维亚和乌干达等一些民主国家也被掌握这些技术的前景所诱惑。

自上述报告发布以来,这种趋势一直在加速。身为现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脆弱性和流动性项目(Project on Fragility and Mobility)主任的耶伯克向《论坛》表示:“独裁国家继续使用数字手段压制本国公民,他们常常将新冠疫情作为实行更严格控制的借口。”“例如,位置和病毒检测信息可以是出于公共卫生原因而收集,但也可以用作为政府更密切监视本国公民的方式。但我最担心的是这些趋势在表面上是非独裁的国家出现。特别是,其中一种工具——数据定位在‘隐私’和‘国家安全’幌子下的使用越来越多。”

虽然使用这些技术不同动机之间的差别可能会很大,但“在许多情况下,民主国家或部分民主国家正在转向这些技术(其中许多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地),因为它们很便宜,有时还是唯一可用的技术。其他人可能会觉得,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更多地了解公民相对于较少的了解有更多好处。他们甚至试图说服自己,这些加大控制措施是临时性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耶伯克说道,“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加大控制,即使本来是短期的,而且是出于非操纵性原因,但对于领导人来说是很难放弃的。”

专家们均认同,盟友、伙伴国家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提出一个与之竞争的数字民主治理模式,以遏制数字专制主义的蔓延。身为布鲁金斯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倡议(Brookin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Initiative)的研究总监梅塞罗尔和欧洲政策分析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Analysis)现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波利亚科娃断言,这些系统必须能够加强安全,但要保护公民自由和人权,并遵循既定的行为准则。

其他专家认为,尽管一些国家正在动用军队使数字专制永久化,但军方可在建立和保护数字民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专家们同意,提高公众对信息操纵和控制的认识也是解决方案的关键部分。

“民主国家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场关于将在21 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数字治理模式的地缘政治斗争当中,”由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凯恩国际领导力研究所(McCai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于 2020 年 9 月成立的美国支持民主和反独裁战略工作组(Task Force on U.S. Strategy to Support Democracy and Counter Authoritarianism)2021 年 6 月的一篇报告总结道。

2021年7月12日,一辆汽车驶过古巴哈瓦那的国会大厦(National Capitol Building)。前一天,众多示威者走上街头,高呼“独裁政权倒台”。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台湾模式

例如,台湾正在根据其议会改革的目标制定一个领先的数字民主模式。据网络杂志《外交家》(The Diplomat)2021 年 7 月报道,台湾模式致力于利用新兴技术来提升透明度、开放性、参与性、数字化和素养。

网名Ttcat的吴铭轩(Min Hsuan Wu)向《外交家》解释道,数字民主的基础是民用技术、利用科技创造民主和赋予公民投票权。他联合创立了台湾民主实验室(Doublethink Labs)。该组织成立于 2019 年,旨在研究民主面临的威胁,并制定应对这些威胁的方法。同时,耶伯克表示,数字独裁主义依赖于各种工具,包括用于镇压和破坏(比如监控、间谍、网络攻击、审查、社会和选举操纵)的工具以及用于战略竞争的工具,比如实现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服务系统控制和数据本地化的技术。

“在北京使用社会信用体系和国家审查制度等数字工具的同时,台湾社会部门积极创建数字基础设施,使日常公民能够就政策改革提出建议和表达意见,”台湾数字部长唐凤(Audrey Tang)在接受《外交家》采访时表示。“在数字民主国家,透明度就是让政府对公众透明。在数字专制制度下,‘透明度’一词意味着让公民对政府透明。”

在改革台湾政府的过程中学习到的经验教训和所开发的技术可很容易转移到其他民主国家。虽然没有任何一个新兴模式是完美的,但耶伯克表示,丹麦和爱沙尼亚也建立了可与其他国家分享的良好数字民主模式。

“对中国来说,也许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多年来关于‘民主不适合亚洲’的宣传在台湾的进步下已不再有吸引力,”Ttcat 对《外交家》表示。

保卫民主
一些智库的报告指出,除了提出与之竞争的模式之外,限制提供能够实现数字专制主义的技术的方法(如制裁和出口管制),也有助于遏制此类系统的部署。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部分原因是因为监控经济的成熟。梅塞罗尔和波利亚科娃指出,尽管中国是监控系统的最大供应国,但包括法国、以色列、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也提供可用于促进人口规模控制的先进技术。

布鲁金斯报告指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已采取措施限制可赋能大规模监控系统的先进处理器和传感器的出口,而大规模监控系统仍将主要在西方国家制造。例如,据路透社报道,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于 2020年 5 月封锁了华为的全球芯片供应,以阻止该公司的扩张。新闻报道称,鉴于中国在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方面进展甚微,以及对半导体项目的大量补贴未能取得成功,这些措施或将延缓大规模监控系统的扩散。日经亚洲(Nikkei Asia)网站 2021 年 5 月的一篇文章报道,预计到 2025 年中国的半导体自给率将仅为 19.4%。

新冠疫情不仅突出了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问题,还引起了西方和印太地区企业对与中国企业在技术领域合作相关的数据安全和隐私风险的担忧,由此加快了欧洲、北美和其他地区减少对中国依赖的速度。例如,据新闻媒体报道,2021 年 1 月印度禁止 59 个中国应用进入其国内市场。然而,在疫情爆发之前很久,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阻止华为供应其 5G 网络。

美国发起了多项举措,通过提高竞争力去打击数字专制主义。这些举措不仅仅是实施旨在让美中经济脱钩的经济限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正在资助旨在更好地了解数字独裁主义的人工智能(AI)研究,项目范围涵盖从检测网络错误信息和深度伪造信息到作战活动信息分析。

国会议员们正在推动多项举措去改进微电子产品的生产并增强美国的技术竞争力。2020年 3 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关于建立由美国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新机构牵头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去应对中国等独裁政府对新兴技术影响的立法。该机构将为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铺平道路并采取其他措施。

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新疆喀什,居民们围观安全人员。当局使用拘留中心和数据驱动的监控对该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警察国家统治。美联社

美国国防部负责网络政策的副助理部长欧阳沅 (Mieke Eoyang)表示,合作是打击数字专制主义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确保在盟友考虑购买自己的技术系统时能够向他们提供替代性方案,并需要更好地分担盟友和伙伴国家在购买此类技术时可能产生的风险和漏洞,”欧阳向 Nextgov.com 表示。

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独立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在 2021 年 6 月中旬发布了一份报告,试图推动美国建立一个独立机构去推动与中国竞争的国家技术战略。这个拟议设立的国家先进工业与技术机构(National Advanced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Agency)的预算将与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相当,每年超过80亿美元,并且将设有五个部门:数据和分析、先进工业、新兴技术、创新系统以及机构间和政府间协调。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总裁、报告撰稿人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在 2021 年 6 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国会和行政当局应采取许多措施去与中国竞争,但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最佳方式是建立一个有重点使命并且充足资源的专门机构去加强在先进技术行业的竞争地位。”

还有人认为,加强民主对于打击数字专制主义至关重要。耶伯克和布兰南在他们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中指出,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需要通过排除外国对选举的干预、支持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致力于促进和平的权力过渡以及限制错误信息和阴谋论的传播来加强对国内制度的信任。

由自由之家主导的一个工作组2021 年 6 月的报告更进了一步。报告建议:“美国应该支持’民主外交‘,将民主和反独裁主义作为美国外交努力的优先事项。这一优先事项应包括推动形成抵制专制威胁和加强民主治理的国际联盟。我们的基本方法应该是与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大学、私营部门和公民携手建立伙伴关系,团结一致去应对这些挑战。”该工作组指出,美国总统拜登 2021 年 12 月举行的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为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梅塞罗尔和波利亚科娃建议,盟国和伙伴国家还必须在国外倡导民主和人权原则,并促进在线言论自由和通信安全。他们写道:“为了加强对民主社会针对外国影响力行动的复原力,各国政府应投资于提升公众对信息操纵的认识。”“这应该包括为培养青年数字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教育计划提供资金。”

军方的作用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经理约书亚·巴伦(Joshua Baron)向《论坛》表示,但是国防领导人和安全专业人士不应等待其他政府部门采取行动。“数字专制主义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外交政策圈内的问题,也是国家安全圈内的问题,”他说道。

使数字独裁主义成为可能的技术使得在这种环境下开展行动对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军队而言变得更具挑战性。比如,巴伦表示,促进实时监控和互联网封锁的工具可能会削弱行动安全。“只要(美国)国防部在互联网上运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数字足迹。随着各国掌握能更好地控制这种环境的能力,它将对我们产生影响。”

巴伦说,比如在人口规模监控技术方面投入巨大的国家可能会有优势,他们能利用这些技术来影响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因为国防界之前从未将它们视为武器。巴伦在 2021 年 6 月为 DefenseOne.com 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与数字独裁主义相关的其他工具可用于“实现国内影响力和控制行动,从而增强公众对修正主义政权的支持,并大胆地针对美国受众开展类似行动”。

巴伦向《论坛》表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了几个项目,通过帮助军方和公民了解当地正在发生事情的真相去创造对抗这种能力的工具。例如,他们正在开发一个在对抗环境中使用的抗攻击移动通信网络。这个项目名称为“人人享有弹性匿名通信”(RACE)。负责监督该项目的巴伦表示,它将使用户能够使用加密和协议嵌入策略来规避大规模的敌对攻击。RACE 技术还可以减轻服务攻击阻拒和保护隐私的问题。

巴伦表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还推出了“测量信息控制环境”(MICE)项目,以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去测量独裁政权如何通过审查、封锁和限制措施在互联网上大规模压制本国人口。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表示:“MICE开发的技术将不断自动更新并将信息输出到一个易于理解的仪表板,以便全面、实时地了解各国如何进行国内信息控制。”

监视、审查和黑客入侵能力给各国和军方带来的安全风险继续加大。例如,一些政府采用数据本地化政策去限制民主和人权,并将其作为数字专制主义的延伸。耶伯克向《论坛》表示:“对数据跨境流动加强控制是一个新出现的担忧。”耶伯克在 2021 年 7 月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策简报中解释道,通过将数据区域化,政府可更好地打击言论自由、隐私和人权。

“通常,这些数据本地化要求是以‘保护’个人隐私或安全为幌子提出,但结果往往恰恰相反。当从谷歌地图搜索到 Instagram 点赞到 TikTok 视频的公民数据被迫存储在本地服务器上时,政府有更大的机会使用这些数据来更好地控制人口。从孟加拉国到中国,再到俄罗斯,再到其他地方,这种操纵提升并加强了现代数字监控和国家审查,”耶伯克在题为《数据本地化的真正国家安全问题》(The Rea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over Data Localization)的简报中写道。

数据本地化还会阻止跨境访问,限制军事、执法、情报及其他安全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它有效地为那些在受本地化要求限制的平台上执行灰色区域策略(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和非法金融活动进行的信息行动)的行为者提供了安全避难所,限制了目标国家打击和调查这些策略,并在适用的情况下起诉相关罪行肇事者的能力,”耶伯克写道,“如果美国的朋友和盟友采用更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可能会使已经非常复杂且过时的司法互助条约体系进一步复杂化,从而让越来越多涉及跨国界流动数据的案件执法障碍加大。这将削弱当前的信息共享渠道和企业的报告义务,从而影响情报收集方法和刑事调查。”

所需的数字战略

专家一致认为,此类活动的扩散使得更加迫切需要一个具有向心力的数字战略,而这是在志同道合的国家采取基于原则的方针的基础。“简而言之,数字专制主义的工具对控制和操纵是有效的。国内外恶意行为者可能以从根本上不符合民主原则的方式使用这些工具,例如,通过虚假信息运动,利用巧妙呈现的虚假信息来获得选举优势,”耶伯克向《论坛》表示,“但许多此类行为者的根本目标实际上并非是直接操纵,而是散播对选举、公民社会团体、独立的专业知识等民主制度的不信任。在这方面,数字独裁主义工具的有效性是无与伦比的。”

专家们同意,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必须提供比中国技术和俄罗斯战术更好的数字治理和监控选项。盟国和伙伴国家需要开发工具来提供隐私、保障互联网自由和对抗影响力运动。正如梅塞罗尔和波利亚科娃所建议,志同道合的国家必须与科技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制定管理个人数据的行为准则,建立跨平台的共同标准,并解决社交媒体操纵问题。

耶伯克和布兰南主张各国必须共同努力制定研究战略和全政府方法去打击数字独裁主义,包括建立多边联盟。他们建议,比如各国应与产业界合作,确保民主利益继续参与并代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机构。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巴伦补充道,国防专业人员可通过开发工具去帮助他们理解数字战场及巩固其军队在数字战场上的优势。耶伯克认为,“全世界安全部队的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能够更有效、更高效地收集和访问数据,然后以现实世界的执法能力去应对这些源自网络的可感知威胁。”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