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信息 的战略传播

中共如何将 信息环境武器化及如何与之对抗

文章：杜万·李（Doowan Lee）/VAST-OSINT | 摄影：美联社

中国共产党（CCP）总书记习近平就职后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一份被称为《九号文件》的通报。该文件明确强调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媒体的控制和协调一致地管理意识形态战场。分析人士认为，这与中共此前强调的国内政治控制和审查制度大相径庭。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大幅扩大了他们在信息环境中的影响力，去操纵世界其他地区。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政党机构之一是统战部（UFWD）。

中共在统战部的领导下，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平台上开展虚假信息活动，并对任何反对中共宣传的声音进行人工智能审查。他们的信息传播有几个关键主题。例如，中共一直在通过将中共的独裁模式描绘成西方可靠的替代方案，试图说服外国观众相信他们是一个负责任和仁慈的世界领袖。类似地，中共企图破坏人们所感知到的选举和民主的合法性。他们一贯利用虚假信息活动破坏民主国家的政治进程。

这些事件表明，中共的信息行动日益复杂。总体而言，他们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远远大于以往。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应将信息环境视为民主政体和独裁政体之间大国竞争的最关键领域之一。本文将重点介绍 2020 年以来中共信息行动的主要特点。之后，本文将就如何对付这一日益具有破坏性和分散性的威胁提出了三项建议。

2020 年对于那些分析中共虚假信息的人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中共歪曲新冠病毒真相的宣传活动显示，其官方言论令人难以置信。中共试图说服国内外受众相信病毒是故意投放到中国武汉的美国生物武器。这场运动的覆盖面很广，由中国外交部及其外交官、政府领导人、伊朗、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等国的外交政策人物以及一系列在线媒体进行传播。它还显示了跨国勾结网络的扩大。例如，加拿大阴谋论网站 Global Research Canada和中共官员经常互相引用对方的论证。这种被称为“信息洗钱”的虚假信息策略涉及到所谓的西方分析人士和媒体传播虚假信息，作为使中共虚假信息运动合法化的手段。类似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020 年 3 月关于新冠疫情起源的虚假推文也被至少被 54 种语言转发超过 9.9 万次，累计让大约 2.75 亿人接触到。

印太战场

尽管中共的信息战已真正成为全球性战争，但首当其冲受到北京虚假宣传运动冲击的是印太地区。特别是，中共试图歪曲香港 2019 年民主运动的特征，显示出复杂的信息宣传行动。中共利用其广泛的媒体基础结构，宣传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与外国行为者勾结的虚假指控。

同样，中共针对台湾破坏其政治独立和社会凝聚力。例如，2018 年中共试图在执政的民进党（DPP）的大本营支持亲北京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韩国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来自中国及其附属机构的虚假叙述和篡改图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诋毁民进党政府，并赞扬韩国瑜。中共还试图左右 2020 年的台湾总统选举，但台湾已做好准备。在公私伙伴关系的推动下，提高媒体素养和减少虚假信息的行动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共旨在破坏地区稳定、侵蚀美国战略利益的信息 行动不仅限于台湾和香港。中共针对大规模集中营、猖獗制造失踪、法外谋杀和强迫绝育的调查报道发动进攻，歪曲事实。中共在全球散布关于中国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状况的虚假陈述，以掩盖其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运动。中共还限制外国记者进入该地区，以垄断来自新疆的信息。在泰国，2020 年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段据称描述一位亚洲人在美国遭到野蛮袭击的虚假视频行动。其意图是在泰国引发和传播反美情绪。视频被亲北京的媒体广泛分享，并在泰国如病毒般流行。实际上，录像片段取自厄瓜多尔监狱暴乱。这并不是孤立事件。菲律宾也受到社交媒体上协调一致的虚假宣传活动影响，以错误地描述美国在南海的活动。这场运动放大了当地政客对中共同情的言论，赢得了超过 13 万的追随者，并寻求让菲律宾与中国重新保持一致。简而言之，近年来，中共的虚假信息行动的范围和强度大幅度增加。在信息环境中与中共的竞争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共极大地利用了对媒体平台的不对称访问。虽然 Facebook和Twitter 等西方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对专制政权的访问限制很少或没有限制，但微信、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腾讯 QQ 等中国社交媒体对应机构对西方用户的访问限制程度各不相同。此外，中共利用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审查和监视。这些平台的外国使用数据很可能由中共汇总，用于收集和情报目的。中国大陆用户无法访问大部分的西方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这使得西方努力了解中共国内虚假信息的工作以及在这些平台上汇总数据的工作充满挑战性。

第二，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在全球的网络存在显著增加。中共官员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活动已达到创纪录水平。例如，2020 年的 9 个多月间，中共外交官发推文 210,382 次，平均每天 778 次。

第三，中共情报部门严重依赖政府控制的科技公司将大量数据武器化，用于监控和审查。这种做法不是美国及其盟国可在不严重侵犯民主原则和规范的前提下模仿的。众所周知，中共关联企业会安装技术后门，从而能够实施进攻性网络行动。类似地，中共大幅增加了他们在地区内的网络间谍和黑客活动。

总而言之，信息战是大国竞争最关键的领域之一。此外，中共武器化信息环境的程度对地区内外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应将数据驱动的开放源码情报纳入常规军事规划和行动。下列战略可对抗中共宣传的迅速扩张。

在信息环境中竞争

首先，所谓的“打击水军”方法将不足以对抗中共虚假信息，因为恶意行为者可以迁移到其他平台或更改其用户帐户。中共可以比其他政府或企业将相关账户从信息环境中删除的速度更快地制造或外包更多的账户。相反，各国政府应当将虚假信息视为一场全方位的连续宣传运动。更具体地说，负责保障信息环境完整性的人员应考虑以下因素：不断观察虚假信息的来源、传播机制和效果。与在陆地作战的方式非常相似，在信息战场上绘制和分享对手的指挥、控制、操纵和沟通方式至关重要。

要面向整个虚假信息传播系统。与任何其他武器系统一样，虚假信息具有可识别的供应链。虽然几乎不可能攻击中国的域，但中共的虚假信息严重依赖地区和当地媒体。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确定适当的积极行动方针。必须指出，单靠政府往往不足以消除恶意内容的影响，因为许多威胁存在于商业或民用网络中。与工业界和民间社会合作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决定。

就现有最佳解决方案采取行动，以实现最恰当的行动方案。这种措施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台湾的数字问责项目（Digital Accountability Project），该项目旨在促进事实核查和揭露妥协的媒体。

其次，政府和行业领导人应当认识到外国和极端主义信息行动在危机中都会更加激烈和猖獗。新冠病毒是独裁政权利用虚假信息加剧民主国家的危机的一个例子。换句话说，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必须发展驻地系统，以保护其资产和成员免受恶意信息操作的影响——特别是在新出现的危机期间。这些努力还应包括主动传递信息，使各自的受众免受外部驱动和破坏性信息行动之害。

第三，政府和行业领导人应进一步拥护和促进公私伙伴关系，以加快成熟技术解决方案的整合。例如，美国政府应帮助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复制和协调创新伙伴关系计划，例如国防创新部门和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创新网络。从本质上讲，民主国家将能够合作扩展和分配如何作为一个开放社会联盟来对抗中共的信息战。

全社会方法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在信息环境中与共产党进行有效竞争的先决条件。这种办法将涉及一个更持久的公私伙伴关系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每个负责信息统计的政府机构都有一个由智库、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该专家委员会将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开放社会和经济面临的战略挑战，并征求不受确认偏见或官僚主义影响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