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战场

超大城市快速崛起 改变战争的性质

《论坛》员工

在被尘土和烟雾笼罩的狭窄街道上，部队分头行动，穿过狭窄阴森的小巷，逐个房间、逐栋建筑，一步步夺回被围困的城镇。市郊，一架MV-22 鱼鹰直升机的机翼卷起灰尘和碎屑。另一支解放者突击队士兵纷纷从直升机上跳下，冲向与敌军对决的战场。

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这个由集装箱改装成的虚构小镇重获自由之后，卡拉巴鲁（Carabaroo）演习城市攻击任务宣告结束。

来自澳大利亚、菲律宾和美国的近 400 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澳大利亚国防军昆士兰州广阔的肖尔沃特湾训练区进行了为期三周多的城市作战训练。在重新占领模拟定居点的过程中，各国部队运用了在 2019 年年中的三边演习中获得提升的技能和战术。

澳大利亚陆军第7旅旅长安德鲁·霍金（Andrew Hocking）在澳大利亚国防部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卡拉巴鲁演习旨在相互学习、建立信任、了解彼此的不同文化和共同的价值观，然后将其融入高端战斗场景，这可能是城市战争中最复杂的场景。”

在整个印太及其他地区，随着军事规划人员为超大城市的崛起这一人口变化驱动的新战场现实做好准备，各国部队都在针对类似的场景进行演练。

到 2050 年，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地区——比 2021 年城市居民的比例增加约20%。未来十年内，1000 万居民以上的超大城市数量将增加三分之一，从 33 个增加到 43 个。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称之为“构造转变”的预测城市增长大部分将发生在印太地区——该地区现在已经有许多全球性大都市，包括东京、新德里、上海、孟买、北京和达卡。

既要确保可持续发展，又要维护社会稳定——这一人口革命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它也在改变城市战争的性质。

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冲突、安全和发展研究员安东尼奥·桑帕约（Antonio Sampaio）在 2018 年 7 月为Bloomberg CityLab 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城市是人类最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工具。”“高城市化率可带来许多积极的成果，包括提高收入和降低婴儿死亡率。这一积极联系正受到全球一些受冲突影响最严重地区快速城市化和动荡带来的共同挑战的威胁，”桑帕约写道。“如果援助捐助者、国际组织和武装部队不优先考虑快速发展的城市并共同努力使这些城市实现稳定，缓慢燃烧的紧张局势就可能升级为暴力冲突。”

如果这种摩擦引发战争，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中心的密度、复杂性和相互联系将造成一种可以被点爆的组合。美国陆军训练及准则司令部（TRADOC）计划与政策主任罗素·格伦（Russell Glenn）博士认为，“超大城市带来的挑战不同于我们历史上所面对的任何挑战。”

重大重构

在许多方面，对城市冲突的重新关注可看作是回到过去。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表的一篇城市战争评论指出，从拿破仑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研究都强调在没有平民的开阔场地开展战斗。

然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城市战争（通常是围困行动）一直是发动战争的主要手段。城市战争在二战期间开始重新展现其主导地位。1944 年 1 月，当盟军为诺曼底登陆和最终解放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做准备时，美国战争部公布了其第一个正式的城市战争准则——《基本战场手册（FM） 31-50：对要塞的攻击和城镇战斗》。

多种因素促使城市战争重新兴起具有战略意义。其中，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的评论指出：“实力较弱的军队在城市人口和地貌中寻求获得不对称优势，更加强调革命（叛乱）战争，以及强调全球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剧烈变化。”

预计未来几年世界人口的重大重构（联合国界称之为一种“大趋势”）有可能重新塑造从装备、训练到战术、战略的各级军事思维。澳大利亚于 2020 年 7 月公布的《2020 年国防战略更新》指出，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对政治稳定的威胁（例如粮食和水资源短缺以及流行病）正在加剧。

该文件附属的《2020 年部队结构计划》指出，澳大利亚的军队“必须具备持续的地面存在、在复杂地形下开展行动和通过近距离战斗击败对手的能力”。

鉴于现代战场的性质，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将设立“对抗性城市环境研究办公室”，以协调“不断进化的作战设备”的开发和快速运用。此外，部队结构计划强调了地理空间情报（GEOINT）在创建城市地区 3D 模型协助部署精确制导武器方面的重要作用。

迫在眉睫的可能性

最近几十年，从索马里摩加迪沙、伊拉克巴格达和车臣格罗兹尼等战区的军事交战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为城市战争规划提供了依据。

兰德公司 2017 年的一篇报告——《重新构想美国陆军的城市行动特点：历史如何为当前和未来提供依据》通过分析这些冲突得出了多项重要发现，包括：

• 装甲地面部队在实现行动自由和“将庞大城市地区行动问题缩小到街区”方面的作用。

• 需要采取“创新的情报形式，包括新的情报来源和收集方法，特别是来自非军事渠道的开源信息”。

• 能够超越既定方法和行动规范来思考将“城市战斗的挑战降至可控范围”的军事领导人的价值。

“城市环境对地面部队构成重大挑战，传统上会尽可能避开，但世界人口的日益城市化似乎注定了陆军未来必然要面对城市战斗，”这篇获得美国陆军训练及准则司令部赞助的报告指出。

事实上，时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一年前就谈到了这种迫在眉睫的可能性。

马克·米利（Mark Milley）将军于 2016 年向美国陆军协会（Association of the U.S. Army）表示，未来战场将“几乎肯定会发生在稠密的城市地区，要与难以捉摸、模糊的敌人作斗争。这些敌人会将恐怖主义、游击战、常规能力与大量平民混合在一起”。

这将是一个远离农村战场的竞技场，而陆军历来是为农村战场而“设计、配置、训练和装备的”，米利说道。米利于 2019 年 10 月被任命为美国最高级别的军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随后的兰德报告——《美国陆军和巴格达战争：已汲取和有待学习的经验教训》推动了这些思考，这份报告指出，伊拉克持续多年、多阶段的冲突“提供了大量关于如何重新构想未来城市战斗的信息”。

2019 年获得美国陆军赞助这篇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呼吁军事规划者和领导人继续研究“更广泛的城市行动和超大城市问题。但应理解，由于每个城市都是独立的实体，这种研究应侧重于陆军可能参与城市战斗的具体案例及其可能面临的对手类型”。

各种挑战

世界上的超大城市有许多人拥挤在蜿蜒的贫民窟或是时尚的摩天大楼，除此之外，军队还会遇到什么？街道或地下的交通系统，或高效，或不堪重负。市政府和民政当局或许能够维持稳定和提供支持，或许只是在制造腐败和混乱。毫无疑问，数千万台智能手机和数字设备会制造出一股电子噪声，可能会破坏网络，扰乱战场通信和导航。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副主任亚历克斯·沃德（Alex Ward）在 《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写道：对敌人而言，“超大城市地形会是让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的绝佳工具”。

这种不友好的地面现实状况要求针对独特的战斗空间配备部队。沃德写道，除了增加敏捷性的轻武器外，部队还需要难以拦截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传感器和监视摄像头以及 3D 打印和可视化工具。由于许多超大城市位于沿海地区，两栖能力对军事成功也至关重要。

沃德在 2015 年的文章中指出，同样重要的是，连长和营长应接受相应培训，以便能够“在模棱两可的状况下做出瞬间决策”，及平衡城市的区域和文化动态。

美国陆军上校托德·施密特（Todd Schmidt）认为，信息时代战场上的胜利还需要一支能够在认知领域超越敌人的战斗部队。“我们必须能够比对手更快地收集、解密、处理和理解大量数据和信息，”施密特在2020 年 4 月为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Modern War Institute）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种能力必须与先进的技术能力相结合，如云计算、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虚拟或增强现实，并要结合比我们的敌人更快地在内部和外部传递从数据中获得的知识的能力。”

退役印度陆军特种部队中将普拉卡什·卡托奇（Prakash Katoch）在 2018 年 11 月发表在《印度国防评论》（Indian Defence Review）杂志网站上的文章—— 《城市战斗》中写道，恐怖团体、犯罪团伙和叛乱运动等不良行为者“给城市战争增添了另一个重要的层面”。常规部队必须与配备简易爆炸装置的非常规敌人作斗争，并且要能通过融入平民来避开追捕。

卡托奇指出，为体现城市化与安全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从欧洲到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军队建立了模拟高层公寓、商店、市场、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合成训练环境。其中一些这样的城市化地形军事行动（MOUT）设施是由模块化系统建造，类似于超大型乐高，可以迅速重组和定制。

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发展司令部 1997 年的《城市化地形未来军事行动构想》报告指出，城市作为金融、治理、工业、通信和运输中心的“重心”作用使得针对城市冲突的军事规划更加复杂化。武装部队可能发现自己同时在不同地区开展战斗行动、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这是一种被称为“三区块战争”（Three-Block War）的军事概念。

这篇报告发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后，确保为城市战争做好准备仍然是一个快速变化的目标。据 Military.com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实验室于 2019 年开始向国防公司和学术机构征求信息，以开发武器技术和其他系统，进行一系列多年期提高城市战斗能力的实验。

对抗性城市环境行动

2017 年底，数十名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数十名研究人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携手合作，参加了第一次对抗性城市环境（CUE）战略挑战赛。作为五国技术合作方案的一部分，这项为期 10 天的挑战重点是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空置医院大楼中展开的城市战争情景。

参与者测试了与周边和高架监控系统集成的空基和地面传感器等下一代技术，以发现敌方占领的车辆和构造，并检测建筑物内部和周围的移动情况。

澳大利亚国防部下属国防科学技术人类领域分析小组组长贾斯汀·菲多克博士（Justin Fidock）在 2018 年关于这次演习的播客中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为我们的男女军人提供及时、高质量信息的有用技术。”“他们需要能够相信知道自己踏上街道或进入对抗性城市环境中的房间时会面对什么。”

首届赛事两年后，一年一度的对抗性城市环境挑战赛转移到一个拥有 850 万居民的大都市——纽约市。来自五个成员国的 150 多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来到该市进行为期两周的新兴技术测试。

2019 年 11 月在美国陆军网站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对抗性城市环境挑战赛的文章指出，下曼哈顿是喧嚣、狂热和充满人气的城市战场，提供了“由摩天大楼、漫长、狭窄（有时甚至是黑暗）的地铁通道、屋顶和洞穴式室内空间创造的城市峡谷”。

所测试的 40 个项目侧重于分析、部队保护、侦察监视、指挥控制以及反无人机系统。在一项实验中，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工程师合作开发了一个可自主（或由士兵的手和身体运动引导）导航和绘制空间地图的机器人平台。增强现实使人类操作员可以看到机器人看到的情景。
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的代理副部长玛丽·米勒（Mary J. Miller）在 2019 年的文章中表示：

“对抗性城市环境挑战的首要目标是更深入地了解城市挑战的性质，加深我们对支持行动概念的技术局限性的理解。”米勒表示，“归根结底，我们将用这些信息去形成提高完成任务的能力，同时减少军队在城市行动中面临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