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 经济 冲突

美中 经济 冲突

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

谢尔霍洛维兹(Shale Horowitz)博士/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美中经济关系似乎已经到了转折点。面对中国的发展和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层加大经济及安全挑战,最现实、最有效的对策是什么?一种办法是利用经济谈判和外交接触说服中共政权继续走西方市场经济的道路,同时在地缘政治现状下共存。下文认为,这个选项已不再存在。中国的经济和安全政策朝着挑战经济和地缘政治现状的方向走得太远,习近平比其前任更加投入进行这种破坏。

习的经济和安全政策

习近平 2012 年上台时,他继承了快速增长、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以及快速现代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尽管中国自 1979 年以来约 10%的年经济增长日益依赖市场,日益依赖充满活力、不断创新的私营部门,但中共在维护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和稳定方面保持了政府的主导作用。

虽然人们广泛预期习近平将重新强调基于市场的发展,但他却大幅度增加了政府控制。他利用监管和信贷补贴来支持国有企业和与官方关系良好的大型私营企业,而非中小型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

习近平也加强了其前任利用政府财大气粗的优势去提升中国经济的举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强调中国“雄心勃勃的占据先进科技主导地位的全政府计划”。为此,“中国制造 2025”计划力求实现几乎在所有高科技领域的自给自足金从计算硬件到人工智能软件,从生物技术到运输设备。实现自给自足之后是对外国市场的渗透。

一位身穿红色外套的女士从北京一家用眼睛图案装饰的新建购物中心走过。美联社

该计划有两个重要的影响。首先,习近平不打算让中国融入美国、西欧、日本及其他印太国家等高科技产品分散性、不断演变的现有全球分工。他打算利用补贴和监管,将中国市场越来越多地留给国内供应商,然后利用由此产生的价格优势去支配外国市场。其次,所针对的高科技产业具有双重用途的军事应用,可缩小甚至扭转美军及其盟军享有的技术优势。

针对外部,习近平继续采取前任的军事集结手段,同时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言论和政策。自 20 世纪 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国防开支一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解放军继续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质量现代化。同时,习近平明确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习近平“中国梦”不仅涵盖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涵盖恢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传统的核心地位。从日本管理的尖阁诸岛到台湾和九段线领土主张,再到印度喜马拉雅边境,中国在整个东部和南部边境都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政策。还有一带一路,这是一项旨在利用提供补贴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购买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的全球举措。

这种政策旨在在印太地区获得最大的影响。习近平并不打算融入现有经济分工,在现有安全架构内共存,而是想要建立中国主导的秩序取而代之。正如美国、日本、印度、韩国和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将被排除在中国的地区市场之外一样,本地区中低收入经济体也将无法随着其经济的成熟沿着增值链向上发展。如果习近平愿景取得成果,就会出现统一的地区供应链,中国处于顶部,其他地区经济体处于底部。类似地,一旦美国军队失去质量优势,如果习近平走上正轨,便可使用经济和军事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相结合来阻止地区协调,并获得实质性让步和外交服从。

不可持续的现状

随着邓小平市场改革站稳脚跟,中国经济似乎趋向于朝着西式市场经济发展。虽然中国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利用金融和监管歧视以及技术盗窃来支持与官方关系良好的大公司,并在这个过程中人为制造大规模贸易顺差),但美国及其盟国可以等待时机。中国擅长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已急剧衰落的行业生产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继续沿着通往普通市场经济的道路前进,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将为西方资本密集型高科技行业带来无法抗拒的机会。

这种耐心和接触的现状政策受到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根本性变改变来越大的破坏。1991 年苏联解体,消除了自 1970 年代以来一直是中美安全合作基础的更大的共同敌人。1989 年,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面临濒临垮台的经历后受到震动,转向中国民族主义 (所谓的爱国教育),试图借此恢复其合法性,并开始为解放军现代化投入大量资源。与此同时,中国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科技现代化为外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直接竞争者。中国的政府支持倾向于为本国企业保留国内市场,而他们的补贴则让占领外国市场变得更加轻松。最近,习近平通过侵略性行动 (包括动用军事力量),加强了这些激进的安全和经济政策。

过去十年间,这些变化打破了美国原有的对华政策共识。很少再有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精英对中国是否构成军事威胁进行认真的辩论。大多数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企业在中国市场感到被排斥或边缘化。与此同时,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利用补贴和盗窃的技术在国外获得不公平的优势。这些认识变得更加不分党派,并深入公共舆论。虽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印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他利用关税为进一步遵守公平贸易准则和中国市场准入进行谈判加快了这一进程,但这些战略更多的是后果,而不是原因。随着情况的变化,这种政策转变不可避免,未来的总统不大可能大幅度偏离新方针。 

2020年6月1日,示威者在香港一家购物中心伸出五根手指,代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美联社

未来会怎样?

结构性政治特点和个人倾向使得习近平不太可能改变中国的方向。为了继续掌权,中共必须直接控制政治敏感部门,如电信、社交媒体、互联网服务以及相关的硬件和软件输入。为了保证经济稳定(这也被视为是避免政治不稳定的必要条件),中共还必须控制大型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公司。除国防工业外,许多双重用途技术出于国家安全原因也吸引到了政府支持。

从根本上说,中共支持市场发展不是通过西方式法治保障对所有经济行为者的平等保护和权利,而是通过政党精英与大型企业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的本地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以威胁到其政治控制和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改变其整个管理方法,就不能停止向与官方关系良好的企业提供特殊待遇。

习近平本人的倾向是通过加强党的控制来解决所有问题。这意味着,并不是要越来越开放竞争,而是要更加坚定地推动自给自足。习近平希望发展将解放军建设为美国军队对等竞争对手所必需的双重用途高科技产业,而这进一步突出了自给自足的必要性。

因此,中国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不会带来一个自由、开放竞争和贸易的未来。习近平将继续寻求在中国建立一元世界供应链,不断吸收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美国及其盟国只能通过保护国内市场的关键部分免受中国竞争的影响,从而维持第二个基本上独立的供应链。需要遵循哪些重要原则,才能使这种应对最有效?

首先,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必须利用关税和研发补贴来维护技术独立,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重要的双重用途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例如人工智能、高性能和云计算、航空电子和机器人技术。军事战略性资本密集型部门(如电信、计算机和制药)也是如此。关键的基础设施,如电信网络、电子银行和支付网络以及电网,必须通过华为式限制予以保护。允许中国继续在许多高端市场竞争是可取的,但应以改善中国市场准入和对中国补贴和技术盗窃的报复为条件。

中国浙江省义乌市,义乌批发市场的旗帜摊位上摆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左)、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和美国国旗。路透社

第二,如果这些措施经过多边谈判,并且多边实施,则将更加有效。如果在各国或各地区建立平行供应链,效率和一致性就会降低。如果建立在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及其他盟国和伙伴(特别是印太地区的盟国和伙伴)在内的广泛、开放和竞争性的劳动分工之上,那么它们将最为强大。保护独立的供应链将使盟友和伙伴能够进入不依赖中国控制的大型市场。这反过来将最大限度地提高盟国和伙伴在继续寻求最大程度地进入中国市场时的生产能力和谈判杠杆。另一种办法是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由中国主导的供应链,每个国家都从能力较低和依赖程度更高的地位在这条供应链中单独进行谈判。

第三,这种共同的经济政策努力受到相同地缘政治威胁的约束,而这种威胁最好通过集体方式应对。对中国市场、技术和基础设施的经济依赖将危及军事能力和独立的外交与战略。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应就是这类危险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保护并协助朝鲜日益提升的核武能力,然后通过封锁旅游业和制裁非正式抵制韩国产品来报复韩国的防御反应。虽然韩国始终希望保持对中国市场的最大准入,但维持不受中国控制的平行供应链不仅能保障韩国在中国境外有效竞争的能力,还能保障其选择最有效的国防战略的自由。韩国《朝鲜日报》的一篇社论指出:“中国的报复正在破坏韩国的主权,这是对一个国家最大的威胁。”最近,中国对澳大利亚支持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作出回应,限制澳大利亚大麦和牛肉的进口,并威胁实行更广泛的限制和发动消费者抵制。对于印度、东盟成员国和台湾而言,利弊权衡也是一样的。中国一再利用经济杠杆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损害他们的外交独立和军事安全。经济上开展合作的国家将保持共同行动以保护其安全所必需的力量和独立性。

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特别是印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广泛经济和安全合作是应对习近平治下中国构成的经济挑战和地缘政治威胁的唯一现实对策。在经济上,保护一个基本上独立于中国的广泛、开放和竞争性的供应链可维护经济自主性和优势。这能最好地保护军事能力以及战略和外交灵活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地区联盟遏制军事威胁的能力。这种经济独立和军事安全对于维护印太各国政府按照自身意愿定义、保护其国家利益的行动自由很有必要。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