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 全球叙事

颠覆 全球叙事

中国共产党宣传机构谋求主导世界媒体

《论坛》员工

为了控制世界媒体,中国共产党 (CCP)的宣传机器正在全力运作。

分析师认为,过去十年间中共大大加强了系统性掌控世界媒体的努力,以实施其谋求在全球践踏民主、言论自由和人权的议程。为了传播其胁迫性信息,中共采用了多种战略和策略——从提高国际广播能力到在国外开展大量广告活动,再到颠覆外国媒体。

许多专家担心,中共的宣传组织和总体战略的规模、范围和性质可能会破坏全世界民政治理的基础。获得美国国会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9 年 12 月发表的《北京的全球扩音器》 (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报告指出,“虽然(中国一党制政府)相关努力的某些方面符合传统的公共外交套路,但其他许多方面是隐蔽性、胁迫性的,并且可能存在腐败。”

“中共及其代理人毫不犹豫地利用经济杠杆去平息和压制批评报道——不仅是关于中国境内事务,还包括关于中国在国外的参与。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利用宣传和虚假信息影响民主国家的选民。与此同时,许多相同的策略正在应用到本报告范围以外的部门,如教育、艺术、文学和娱乐业,”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分析师莎拉·库克(Sarah Cook)在报告中写道。

2019 年 10 月 1 日,香港示威者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照片上踩过。
美联社

专家们认为,中共通过渗透外国媒体组织去破坏合法新闻,而合法新闻是对世界各国权力基础的重要制衡。2019年3月,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东亚局局长塞德里克·阿尔维安妮(Cedric Alviani)向《时代》杂志表示:“风险不仅在于中国当局试图传播自己的宣传……而且我们所熟悉的新闻体系也岌岌可危。”

无国界记者组织 2019 年的《中国寻求建立新的世界媒体秩序》(China’s Pursuit of a New World Media Order)报告称,中共不仅限制本国的新闻自由,还使用与国内类似的策略压制海外记者以打压异见,包括“大规模使用敲诈、恐吓和骚扰手段”。比如,“中国大使的角色超出了正常的外交职责范围,记者每次撰写一些不符合中国宣传的文章都会受到他们诋毁,”阿尔维安妮向《时代》表示。

“(中共)行动目前的效力有限,但他们正在推行的战略具有长期影响,特别是随着中共及其国际关联机构对发展中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库克在自由之家报告中总结道。“北京的做法对未来的潜在影响不应被低估。”

建立影响力网络

中共和中国政府相关实体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主要关注中东的安全问题和经济威胁,而中共一直在其他地方稳步建立其影响力网络。据《卫报》报道,中国共产党于 2002 年修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导方针,将利用媒体战争手段影响外国政府和民众对该党的积极评价包括在内。自那时以来,中国一党制政府一直把互联网当作战场。他们认识到,无论谁控制信息,控制信息流传的渠道,便可赢得意识形态战争。

为了打这场信息行动战争,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据《卫报》报道,仅 2015 年该政权就投入了 70 亿至 100亿美元用于扩大其全球媒体影响。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政治学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表示,中国政府通过对公营企业征收宣传税来为很多这类工作买单。过去十年间社交媒体的崛起通过混淆人们对中共在全球媒体基础设施中财务权益广度和深度的认识,帮助了中共的媒体扩张。

除了金钱,还有三种关键策略使中共的战略行之有效。首先,中国的一党专政政府注重长期影响——专家认为这是侵蚀人民意识形态基础的唯一途径。其他国家一般要求立即取得短期获益和效果,但这不会永久性改变行为。中共深知,持久的行为改变是缓慢且有条不紊的过程。第一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军队不明白这一点。专家认为,而那些能够理解的人往往缺乏执行长期战略所需的耐心或政治手段。

其次,中共利用国有企业作为在其经营所在每一个国家收集、传播、影响或资助该党宣传的工具。中共以这种方式在外国“借船”,并派他们执行任务。中共控制的国营广播电台公司推出了“借船出海”战略,对外国广播电台及其节目内容进行财务控制。中共控制的企业还利用东道国自己的法律和自由对付他们——这是另一种民主国家一般不愿意或不倾向使用的策略。

第三,中共将中央意识形态推向每个能够传播信息的节点。无需权威,无需许可,也没有法律障碍,只要求相关实体推送中共想要的信息。

全球渗透

中共的影响和宣传是全球性的。中共和中国每年投资多达 13 亿美元用于扩大中国媒体的覆盖面。凭借这些资金,中国国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大大扩大了国际影响。据无国界记者组织 2019 年报告,如今 140 个国家可收看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节目。该报告发现,该网络还在伦敦、华盛顿特区和肯尼亚内罗毕开办宣传制作中心,在欧洲、非洲和美国传播中共的影响力。

中共还利用这些资金收购全球的电台。据路透社报道,以 65 种语言广播的官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在从芬兰、尼泊尔到澳大利亚和美国各地运营着 70 多家电台。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全资拥有国广世纪传媒咨询公司,而该公司又持有以下三家子公司60%的股份:GBTimes, Global CAMG Media Group 和G&E Studio Inc.。例如,据《卫报》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称 Global CAMG Media Group 经营着 70 家外国广播电台,其中 11 家位于澳大利亚。东道国政府大多允许中国购买和租赁未占用的 AM 广播电台。例如,据路透社报道,北京拥有 WCRW AM 广播电台 60%的股份,该电台向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广播。根据 insideradio.com 报道,XEWW AM 从墨西哥向南加州广播中国的宣传。

2020 年 3月 27 日,巴西的冠状病毒相关抗议期间,示威者穿着维尼熊服装并展示旨在羞辱习近平总书记的横幅。路透社

中共还掌控着一个强大的纸媒组合。党的喉舌—— 《人民日报》为中国最大的报纸,发行量达 300 万份。该报旗下《环球时报》是一家超民族主义的官方小报,印刷量达 100 万份。其英文版自 2009 年推出,印刷量为 10 万份。它的网站以 10 种语言发布内容,宣称每天访问量达 1500 万次。《中国日报》为纯英文报纸,该报是中共宣传部门全资拥有的一家子公司,目标读者为非华人、讲英语的华人和中国侨民。他们声称其印刷量达90 万份,线上线下读者总数达 1.5 亿。据《人类事件》 (Human Events)2019 年 6 月的一篇文章报道,2017 年至2019 年期间,《中国日报》仅在美国就投入超过 2000 万美元用于开展影响力行动。中共与至少 30 家外国和美国报纸合作发布“中国观察”(China Watch)——这是一种四至八页的宣传插页,估计发行量为 500 万份。

中共还收购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多数股权,并继续以阴险的方式对其内容进行审查。例如,与北京有存在关联的公司持有南非第二大媒体集团——Independent Media 20%的股份。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报道,2018 年一名南非记者和专栏作家为 Independent Online 撰写文章强调中共侵犯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人权后,他的联合专栏《At the World’s End》被撤。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 2018 年的《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势力对美国国防的影响评估》报告称,截至 2017年,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已建立了 162 家外国分支机构,预计到 2020 年将至少将达到 220 家。

中共还努力使其国家控制的媒体披上合法外衣。据《外交政策》杂志在 2019 年的一份报告中透露,新华社在泰国与《考索德》报纸的母公司 Matichon Group 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们将能够在《考索德》免费发布新华社内容。这使得新华社的宣传能够在合法报纸的幌子下向《考索德》的 1300 万 Facebook 粉丝和 90 万日报读者传播。Khaosod English 新闻主管为这宗交易的联络人,并且也是“中国观察”插页的撰稿人。新华还通过与老挝《万象时报》、柬埔寨《高棉时报》和《柬埔寨日报》以及菲律宾《马尼拉公报}》达成类似协议推送其内容。

2019 年 6 月,香港示威者展示一面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旗帜,抗议一项拟修订的引渡法案。路透社

挥舞媒体武器

中共在获得媒体武库后巧妙地使用手中的武器。例如,无国界记者组织称过去五年间中共对柬埔寨境内以下四艘“外国船只”获得了有影响力的控制:《Fresh News》、《People’s Daily》、《金边邮报》和 NICE 电视台。柬埔寨总理洪森在北京的帮助下赢得了 2018 年议会选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后来柬埔寨政府逮捕、杀害或赶走了所有记者(包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公开反对柬政府的人权观察者以及强调中国政府对西哈努克市的土地掠夺或其建造、使用该省雷姆海军基地的秘密协议的人。中共借助“外国船只”对柬埔寨政治施加外部影响,损害了柬埔寨人民的利益。

类似地,中共利用其媒体武器控制环境叙事。根据气候行动跟踪器(Climate Action Tracker)网站的记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生产国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但他们的各种媒体平台大肆进行有关中国所谓绿色森林城市和其他所谓绿色活动的宣传。正如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战略研究教授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博士在《台北时报》2019 年的一篇文章中介绍的那样,中国正在湄公河沿岸建造大坝,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和人民生计,挑战湄公河国家的主权——堪称印太地区最严重的环境破坏行为。这些水坝将使湄公河沿岸各国受到中国及其执政党的控制,中国将有效地控制这条河流。中国说服湄公河国家让他们建造水坝,便可能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中共宣传机器的教唆。

网络水军是中共用来影响网络粉丝的另一种宣传工具。这个一党专政国家于 2004 年组建由大约 200 万人组成的网络水军(也称“五毛党”),用于扰乱动员和集体行动、逃避和淡化批评,及在网上宣传积极的中共叙事。虽然中国政府主要是在国内平台上利用水军去控制、监控本国人民,但也将其用于支持针对外部世界的宣传工作。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共行动人员真的攻击了打败中国竞争对手的外国运动员。据媒体报道,中共还在 2020 年台湾选举和香港抗议期间派出水军去推进其议程,掩盖他们在维吾尔“再教育”营和器官摘取行动中的侵权行为。专家解释道,中国这个一党专政国家最大的担忧是国内和全球的集体行动,以及动员反对中共的运动或想法。

因此,中共的大部分宣传针对的是海外华人和非华人外国受众。多年来,中共还运用政治杠杆控制外国媒体的内容——甚至是在美国。例如,2013 年《彭博新闻》叫停了对中共精英成员财富积累情况进行的调查,因为其高管担心受到中国政府的报复。在调查记者及其妻子受到死亡威胁之后,彭博社害怕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据 NPR 报道,彭博创始总编辑马修·温克勒(Matthew Winkler)于 2013 年 10 月表示:“这肯定会让共产党完全封杀我们,把我们赶出中国。”“所以,我不认为应该做那篇报道”——他是指那篇调查文章。

鉴于中共不断施加压力控制外国媒体,彭博的担忧被证明并非没有理由。例如,中共于 2020 年 3 月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时代》杂志和《美国之音》记者从中国驱逐出境,据称是因为他们对中共进行了批评报道。

但中共宣传活动往往会起到反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外交好战”。中共要求对党绝对忠诚会冒犯其他国家的公民。例如,据《海峡时报》报道,一段本来意图强调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援助菲律宾的音乐视频反而引起众怒,因为许多菲律宾人将其解释为“北京试图掩盖他们重申对整个南海的领土主张”。这段音乐视频出现的几天前,菲律宾针对中国设立两个未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新行政区来管理南海岛屿(包含菲律宾提出领土主张的地区)提出了外交抗议。
记者 Jo Kim 于 2020 年 4 月下旬在《日本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解释道:“尽管让各方参与全面的叙事战争可能有助于强化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但中国的好战态度与其试图描绘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背道而驰,并有损习近平关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2019 年 11 月,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窗户被示威者砸碎后,消防员站在该机构的办公室外。美联社

新的对策

为了操纵外国受众以确保中共永久执政,一党专政国家采取招募和培训外国记者、收购媒体、租下黄金广播时段和在媒体机构获取具有话语权的股份等手段。事实上,中共会在任何愿意收取他们钱财的媒体推行自己的宣传。

世界领导人越来越关注中共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宣传,而且利用民主制度中的裂缝,分化各国政府并利用东道国的法律、官僚机构、政策和言论自由去侵犯他们的利益。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军事和民间社会行为体正在意识到中共在寻求获得全球支配地位和地区霸权时深化其外国影响力的活动。因此,他们正在探索保护媒体自由和民主结构不受中共宣传机器有害影响的方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2020 年 3 月,一位女性从北京一栋住宅外写着“戴”字的宣传海报前走过。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深入该国社会的各方面。美联社

自由之家表示:“他们制定政策和立法,提高透明度,限制交叉所有权,惩罚中国官员的胁迫和腐败行为,并使独立媒体免受对其财务可持续性的威胁。这不仅将能够应对北京的侵蚀,而且还将有助于针对其他国内外威胁加强民主制度和独立媒体。”“这种行动可能需要相当大的政治意愿,因为旨在从长期维护媒体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某些措施将受到北京的反对,并可能在短期内影响到中国的投资。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允许中共的媒体专制影响运动不受限制地扩大有其自身的代价。”


对抗中共宣传机器的政策建议

民主国家的决策者应该帮助抵制中国共产党外国媒体影响力运动的负面影响。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建议,他们可以:

  • 提高透明度。各国政府应当采取或执行相关政策去加大关于中国媒体影响其本国活动的信息公开。当中可包括要求媒体报告付费广告支出、所有权结构和与中国国家行为者的其他经济关系。
  • 惩处中国官员的违法行为。当中国外交官和安全人员越界并试图干涉他国媒体报道时,东道国政府应坚决抗议,警告这种行为可能违反外交协议。如果有关行为一再发生或特别严重,东道国政府应考虑宣布肇事者为不受欢迎的人。
  • 严格审查中国国企的国际审查和监控。民主国家的议员应举行听证会,更好地了解腾讯微信平台、字节跳动旗下 TikTok 和中国研发的手机浏览器上政治化审查和监控的范围、性质和影响,然后探索向有关公司施压的途径,要求他们维护用户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选择使用微信、TikTok 或其他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平台与选民沟通的政治家应密切监控消息,以发现操纵行为。如条件允许,要使用国际电话号码注册帐号,并在平行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重新发布消息。
  • 严格执行广播规定。媒体监管机构应修订或更好地执行其广播规则,以遏制中国官方媒体和中资企业的侵权行为,例如播放良心犯被迫悔过或操纵中资企业已获得所有权的媒体发布基础设施。监管机构应对潜在违规行为开展调查,并规定并购条件,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支持中文独立媒体。媒体发展资金支持机构应确保将中国流亡者和侨民纳入向中文媒体提供资金、培训及其他援助机会的项目。各国政府应积极主动地与这些渠道接触,提供访谈机会,并探索其他潜在的伙伴关系,同时抵制中国外交官将他们边缘化的压力。资金支持机构应提供技术和财务支持,加强中文独立媒体的网络安全。
  • 与民主伙伴讨论对策。外交官、媒体监管机构、议员和其他方面应经常讨论中共的外国媒体影响策略和最佳应对做法,将其纳入民主政府双边和多边会议议程。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其他行为者正在参与缓解这一问题的举措,这些举措可能带来新的经验教训和更有效的工具。有组织地分享由此产生的知识将能够扩大其影响,并能鼓励采用符合目的及符合民主价值观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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