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全球  政治扩张

中共的全球 政治扩张

为何中国共产党无法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周景浩(Jinghao Zhou,音译)博士

自1972 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当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全新篇章以来,美中关系从敌对转向正常化,又从接触转向激烈的战略竞争。无论今天如何界定这些关系,现实情况是,两国已达到 1979 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

美中关系为何会转圈?这个问题有各种解释。一些专家认为,一个新的世界大国崛起之际,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两国国力差距缩小会造成美国对中国实力上升的担忧。其他专家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助长对抗,对彼此负面的看法会影响外交政策。无论造成两国关系下滑的原因是什么,都应更加关注中共推动中国成为世界顶级超级大国的意图和能力。

2018 年 2 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个纪念品商店,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出现在已故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雕像的后面。这一年,中国宣传机器火力全开,维护共产党终结对习近平任期限制的努力。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全面的锐实力

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中国政权是共产主义思想、制度和做法与中国历史传统及文化的结合。从卡尔·马克思到弗拉基米尔·列宁,再到毛泽东和习近平,共产主义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通过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独裁统治主导经济的制高点,控制生产手段。

中国共产党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奉行共产主义思想。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拥有 9000 万党员,加上 8000 万共青团成员。根据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该党是国家的唯一领导。中共通过其组织、意识形态和胁迫力量控制全国。他们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具有不对称优势,因为中共是最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公司,但他们采用市场机制。

中共制定了具体计划去实现总书记习近平在2017 年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中国梦”目标。中国梦要求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的物质目标是到 2021 年建成“小康社会”,现代化目标是到 2049 年成为全面富强的国家。“中国制造2025”旨在取代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中国主导的其他地区多边银行是中共试图挑战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霸权地位的一部分。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旨在对抗美国的重返印太或再平衡战略。中国在南海修建人工岛屿,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和中亚塔吉克斯坦建立军事基地,表明中共决心实现其中国梦。除了这些新建立的军事基地,以及中国资助和建造的其他海军基地(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基地外),人们猜测中国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的努力可能尚未结束。

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其国内政策的外部层面,不仅旨在维持一党制,而且是为了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势力,最终成为占据优势地位的超级大国。作为迈向成为世界顶级超级大国的第一步,习近平在 2014 年海牙峰会上提出了他的新亚洲安全观。他说道:“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

习近平的目标是把美国赶出亚洲,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如今,中国的足迹遍布全球。中国军队从东亚大陆海岸突破了主要群岛第一岛链,并且正在突破第二岛链以及中共三岛链战略的组成部分。今后几十年,两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将主要发生在印太地区。

2019 年 3 月,一名穿着制服的士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会代表抵达时阻止记者靠近人民大会堂。美联社

相同的目标,不同的战略

中国梦是中共持续性的目标,但中共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战略。朝鲜战争结束时,中共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中国的目标是在 15 年内超越英国,在 20 年内超越美国。1971 年,毛泽东将中共的外交政策战略从与美国对抗转变为接触。20 世纪 80 年代初,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确立了“韬光养晦”战略原则,吸引外国投资和利用全球贸易体系,从而使中国经济最终能够超越日本。2000 年代初,中共开始强调“和平崛起”新战略去应对“中国威胁论”。

2012 年习近平上台后,他尝试发展与美国建立大国关系的新模式,同时通过经济援助、军事扩张和出口中国政治加快全球扩张。这些政策,加上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行政当局上台后美国政策 (特别是贸易政策)的变化,导致双边紧张局势加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8 年习近平会见一群欧美高管时表示:“西方有个说法,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而在中国文化中,你要以牙还牙。”

习近平已公开放弃低调外交政策,并准备实施 “以牙还牙”策略。中共在谈判期间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作出很多承诺,但也可以随时违背承诺。例如,习近平在 2015 年 9 月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承诺,中国不会把在南海珊瑚礁上建设的人工岛军事化,但他在 2016 年年底就已经这样做。因此,在与这个一党专政国家打交道时,观其行比听其言更重要。

2020 年 1 月,上海,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从以中共党徽为基础创作的壁画前走过。 路透社

中共生存的魔法武器

中共 1921 年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只有 12 名代表,但到 1934 年他们组织起来 30 万人的红军。国民党政府对红军发起五次围剿之后,1935 年遵义会议毛泽东上台执政时,只有大约 2 万名士兵幸存下来。

然而,十多年后的 1949 年,中共击败了在经历多年战争之前曾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党部队。虽然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在国际社会受到孤立,但中共经受住了 1958 年至 1962 年这段灾难性时期——期间 3000 多万中国人饿死,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不当。该党也在 1966 年至 1976年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幸存下来,当时毛泽东迫害了大约 6000 万中国人。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但中共得以扭转局面,并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回归全球舞台。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迅速扩大其全球足迹。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大幅度扩张了国家实力。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2019 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中国将寻求建立世界一流军队,确保其作为印太地区主要大国的地位,并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

认为中国的全球野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华盛顿基于对中国的错误假设犯了错误,这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原因。中国在全球扩张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的传统魔法武器:他们的群众路线,或动员公民及开展宣传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制定的政治、组织和领导方法,目的是征求群众的意见,在共产主义框架内解释他们的建议,然后执行由此制定的政策。这两种武器相互叠加:群众运动是该党宣传的一部分,中党利用经过其审查制度过滤的选择性信息来鼓励群众运动。

一位党员用手机参加中共“学习强国”宣传应用每周学习小组——该应用名的意思是“学习使中国变得强大”。 路透社

中共全球宣传

中共团结中国人民的一种方式是宣传中国文化。中共宣传关于中国在 17 世纪之前是世界上最先进国家之一的信念。最早的灌溉系统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是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等古代发明的发源地。中国从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的汉朝开始采用公职考试制度,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职政府。
霍华德·弗兰奇(Howard French)在其著作 《天下万物:过去如何帮助塑造中国对全球权力的追求》(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中解释道,从公元 618 年的唐朝开始到 1911 年的清末,中国通过近 1300 年的等级秩序周期性主宰该地区。该地区各国承认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优势,并表现出对中国权威的尊重,以便与中国开展贸易。他们还得益于这种承认,因为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中国慷慨的礼物,并赢得中国皇帝的善意。中国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维持着朝贡制度。

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梦就是为了恢复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应有的全球地位。作家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表示,这是北京的默认思维模式,深植于中国的 DNA,它将驱使北京的行为越来越像古代中华帝国。“中共永远不会忘记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辉煌历史,现在他们希望重新获得全球中心地位,”他在 2017 年的著作《亚洲的记忆:中国、日本和太平洋世纪美国势力的命运》(Asia’s Reckoning: China, Japan, and the Fate of U.S. Power in the Pacific Century)一书中指出。随着中国迅速占领全球市场,西方社会面临两难境地:坚持普世价值观的原则但失去在华业务,或者向中共磕头可从中国获利。正如政治学家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他 2018 年的著作《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躲过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中指出的那样,打造一个让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帝国,这对于中国来说很危险。

与此同时,中共发起了一场全球宣传运动,试图影响人们的世界观,改善中国的形象,并让决策者的想法往一定的方向上靠。中国向新华社、中央电视台(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等国际媒体机构投入了大量金钱。这些机构在国外开设了 300 多个办事处,并在世界各地雇用工作人员。中共定期在北京举办讲习班,培训外国记者讲述中国的好故事。中国在全球设立了约 1000家孔子学院,试图扩大中国的全球文化影响力。此外,中共越来越多地通过收购外国媒体平台,推行全球审查(要求西方期刊禁止从中国访问有关中国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文章),以及要求外国政府禁止举办与中国政治有关的国际会议的方式加强他们在海外的宣传。更令人警醒的是,中共还试图通过发挥和加强其在国际理事机构(包括更多联合国内的组织)的影响力来重塑国际准则。

一名导游在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历史博物馆一幅习近平总书记的照片旁进行讲解。美联社

煽动民族主义反对西方,对党忠诚

中共团结民众的另一项战略是将民族主义武器化去对抗西方。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之后,逐渐转向衰弱。中国将大约从 1840 年到 1949 年的这段时期称为百年国耻,鸦片战争是其起点。战败后清朝政府被迫签署《南京条约》,该条约要求中国给予外交豁免权,支付总额为 2100 万美元的赔偿金,接受关税,为英国提供最惠国待遇,开辟五个新的贸易港口,并将香港让与英国 150 年。《南京条约》和其他 700 多项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逐渐从一个独立国家沉沦为半殖民国家。中国曾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鸦片战争及其余波表明,中国不再是一个拥有有效中央政府的统一国家。

中共在与西方国家政府就许多问题进行谈判时,利用百年国耻的叙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并煽动仇视西方社会的民族主义——特别是针对美国和日本。过去 30 年间,中共一直在利用民族主义应对各种国际事件。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进行的民族认同调查表明,在所有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水平最高。自最近的贸易战和全球冠状病毒疫情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的民族主义将继续在美中关系中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应当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因为西方政府在百年国耻中欺负了中国。据《华盛顿邮报》2017 年 10 月报道,习近平承诺到 2049 年恢复中国应有的大国地位。

中共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巩固其等级权力,并操纵民族主义,转移中国人民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大宗教和九个思想流派。但儒教在汉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孔子制定了一套包括五德(仁、义、礼、智、信)和五伦(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年轻人服从长辈;朋友必须相互信任)的伦理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是关于规范人际关系以维持等级社会秩序。孔子是这样说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儒学理论以父权为中心,其核心是忠诚:在家里忠于父亲,在社会上忠于皇帝。

中共强调传统儒家思想,要求在家庭、社会和政治等级中建立“正确的关系”,强化对党的忠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呼吁中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无条件服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进一步集中了他的权力,通过修订中国宪法,使他的主席任期成为终身制。习近平反复强调,党在中国社会领导一切。现在,习近平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人民领袖”——与独裁者毛泽东的头衔一样。中共为中国人民规定了同样的原则:“忠于党”和“无条件服从党”。许多人称习近平为 21 世纪的中国皇帝。

中共绝不会放弃一党专政

中国领导人的心态深受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的长期历史的影响。中国于 4000 年前成为一个农业社会。到 13 世纪,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国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农村地区占中国面积的 88%,1978 年开始改革时占 82%。在西方工业革命大约 200 年后的 1978 年,工业革命开始改变中国。中国仍在努力保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平衡,并吸收西方思想。

这种农业社会自然产生了重男轻女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皇帝是权力、终极权威和所有法律的唯一来源。政府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国家的父亲。中国政府在中文里被称为“国家”,意思是“民族的家庭”。共产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中国农民。中国农民起义的理念是,谁夺取政权,谁就永远掌握政权。这种父权文化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巩固一党制。在后毛泽东时代,“红二代”将中国视为家族王朝,希望永远维持红色政权。

中国领导人将孝敬和家庭义务的概念应用于国际关系。习近平当局一直在寻求在地区和全球秩序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的全球扩张是试图扩大共产主义的“红色家庭”。受父权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正如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 2010 年 7 月河内东盟部长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中国不会平等对待其他国家,而是会作为一个大哥行事。

显然,中共希望将中国变成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同时在国内维持一党制。根据中共的本质,只要中共维持其权力,中国就不会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当中国梦遇到“美国优先”,两国之间的对抗变得不可避免。为了维护其价值观和主权,美国必须准备好在印太地区与中国进行长期意识形态战争和可能的军事对抗,同时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与中共进行果断的竞争。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于赢得第二次全球竞争至关重要。

周景浩博士为纽约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亚洲研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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