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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悉尼希望吸引优秀的香港金融企业,但新加坡是最优先选项

路透社

澳大利亚、日本及其他国家准备采取激励措施,吸引担心中国共产党(CCP)实施的新国安法的香港银行和资产经理,但金融专家表示,即便要搬家,他们也会搬到新加坡去。

专家们表示,一些印太国家的高税收、高成本、膨胀的官僚机构和文化差异对香港金融机构迁移构成巨大挑战,即便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新加坡与香港的相似性是一个优势,尽管这个东南亚城邦并未寻求发展这种业务。

中国共产党于2020年7月1日对众多全球性金融集团云集的香港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促使企业重新评估他们在当地的业务。(附图:香港中央金融区)

香港金融监管机构表示,担心新国安法的机构已经与他们联系过,但他们称该法律不会影响运营。

尽管如此,但竞争对手还是希望从这些担忧中获益。

“香港的政治动荡为澳大利亚和悉尼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地区金融中心创造了一个机会,”澳大利亚参议员安德鲁·布拉格(Andrew Bragg)于2020年7月致函该国财政部长,建议做出政策调整。

日本继官方发言称他们可从香港赢得业务之后,又在7月一项经济政策路线图中纳入吸引“优秀人力资源”组成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计划。

日本执政党的提案草案包括签证支持和简化投资管理许可证审批。

较小的一些金融中心也在尝试他们的运气。

韩国釜山将向金融公司提供减税和免租办公室,而台湾监管机构领导人则表示他希望当地的法治和民主价值观能够吸引企业。

但一些专业人士表示,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并不足以让他们动身。

“坦率地说,东京很难从香港赢得重大市场份额,更不用说取而代之,”此前曾驻香港4年的Mayer Brown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史蒂文·特兰(Steven Tran)表示。

特兰表示,日本的税收,再加上较高的官僚主义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和较低的英语流利程度将加大金融机构在东京运营区域中心的难度。

香港的公司税税率为16.5%(略高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一半),是该地区最低的。

说服高级员工放弃香港的国际生活方式是另一项重大挑战。

Santa Fe Relocation公司东京业务开发经理杰里米·劳克林(Jeremy Laughlin)表示:“通常,外籍人士搬到日本会比去香港更麻烦。

语言文化方面的困难以及缺乏足够的金融基础设施可能会影响韩国和台湾的努力。

对澳大利亚来说,文化问题不那么困难,但金融服务理事会(Financial Services Council)首席执行官莎莉·洛恩(Sally Loane)表示,澳大利亚需要进行税收和监管变革,使其基金管理行业与其他印太法域保持一致,以吸引香港企业。

各机构未大量从香港迁出,甚至对讨论应急计划持谨慎态度,因为这个议题很敏感——许多人都希望在中国大陆扩大业务。

由于新加坡的公司税税率为17%,营商环境友好及其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部分人认为新加坡将是迁移的最大受益者。

“各方都在争夺人才,但在人口、经济状况和经营便利性方面,新加坡与香港最相似,”总部设在新加坡的风险咨询机构Control Risks的分析师杰森·萨利姆(Jason Salim)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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