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 经济学

国防 经济学

彻底改变模式,解决战略竞争问题

阿尔弗雷德·奥勒斯(Alfred Oehlers)博士/亚太安全研究中心

国防经济学的定义不应再局限于优化国防优先事项之间的预算拨款。战略竞争的时代,现在要超越强调预算限制范围内选项的静态框架。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接受一个更广阔、更有活力的概念,一个强调战略调整和利用不断演变的经济关系和优势的概念(同时管理弱点),以建立相对于敌人的竞争优势。

这个问题并非一直只是从预算优化的角度来考虑。回顾一战和二战(甚至冷战),国防经济学更广泛的概念都在发挥作用。虽然纯粹的经济独立极为罕见,但经济、金融和技术流动之间的趋同和一体化程度很少达到今天的水平。即便到20 世纪后十五年,仍然可以合理地假定“国家”经济的存在是相对分散、相对独立的实体,对外部发展的绝缘程度各不相同。当经济学家讨论战略竞争时,在系统性争夺优势的竞赛中,国与国的竞争主要依靠国家资产和优势——这种想法很合理。在这种模型中,国防经济学是为了协调国家经济优势以战胜敌人。

冷战结束改变了一切。在单极时代,预算管理者忽视了战略竞争和经济在其中的作用。相反,由于辩论总是围绕兑现和平的红利而展开,因此财政讨论是以国防预算规模为中心。由于国际维和任务及其他任务的开支不断增加,围绕调整国防预算以开展这些新任务进行的分析越来越重要。在这种背景下,国防经济学日益被理解为一个为宏观一级讨论预算决定和适当的国防拨款提供信息的领域,但(特别是在更微观的级别)同时协助针对相互矛盾的优先事项就国防预算的管理作出决定。灾难性的 911 事件及其后的反恐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趋势。这些要求紧迫又相互矛盾,合适的国防开支水平应当是怎样的?用于人道主义任务、维和支持、国家建设、反恐和无数其他要求的正确支出组合是怎样的?

一位银行员工清点 100 元人民币和 100 美元的钞票。

冷战结束后需进行不同的辩论。全球化现象出现,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经济、金融和技术流动迅速升级。并且,随着绝缘层逐渐消失,国民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将全球化定义为“由于货物、服务和技术的跨境贸易以及投资、人员和信息的流动,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和人口日益相互依存”。更具体的层面上,想想苹果、亚马逊和沃尔玛这些大企业。

事实上,技术、运输和物流方面的变革都会使国民经济这个概念过时。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来对未来的战略竞争会怎样(作为其必然结果,国防经济学会怎样)提出问题,可能就是这样。当国家经济实力越来越多地具有性质不同的形式时,各国如何进行战略竞争?他们是如何改变思考国防经济学的方式,以调动这种力量来获得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冷战结束后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但如今世界正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上,过去看似未来主义的技术现在正要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经济、金融和技术关系正在加速变化,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伙伴正努力赶上。伙伴国家把注意力转向战略竞争之际,他们应当重新思考未来的挑战。正如著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智力影响的现实男性(和女性)通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那么,国防经济学重新配置的愿景会是什么样的?或许二战和冷战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对美国而言,这两个事件最接近于代表生存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在规划、协调和动员方面作出非凡的努力,才能捍卫国家。指导这些努力的是重要的分析框架,相关框架认识到经济手段在赋予战略优势方面的关键作用。重新审视那些旨在集结经济力量以创造战略优势的讨论、框架、概念和更广泛的思维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冷战结束的最重要象征之一是德国拆除柏林墙。冷战结束也带来了一个将曾为敌对国家的经济体联系起来的战略竞争时代。

这些讨论应谨慎进行,并应注意这些工件不一定可以转到用于应对当前的挑战和未来的情况。例如,背景完全不同。各经济体(即使是对手之间)往往是深度一体化,而非像过去那样具有较大的孤立性。权力基础已经发生变化,较少以工业为中心,更多地与技术和智力这些无形资产联系在一起。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现在经济力量的支点越来越少地落在国家身上,而更多地是落在整个经济中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者身上。的确,这种演变日益复杂,因为它具有国际性。这意味着必须与盟国和伙伴合作,重新构思国防经济学。现在,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伙伴国家如何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使这些部门、参与者、优势和能力的总和大于它们的整体,以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定是国防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韩国首尔 KEB 韩亚银行的一间交易室展示了世界经济的国际联系。

国防经济学的这种表述可能会使某些人感到不舒服。难道这听起来不会令人怀疑像是由国家控制的战时经济?我们难道不是简单地复制了很多对手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吗?这些保留是有根据的,未来必须发挥重要作用,以保持平衡。伙伴和盟国必须在这一重新定义中坚持其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在国内和国际上坚持对法治的承诺。通过这样做,这可能是重新定义国防经济学可以为战略竞争带来的更重要的贡献之一。国防经济学的观点从概念上讲不是预算管理的工具,而更多是自由民主主义理想所支撑的经济吸引力,它为基于较脆弱的专制基础的替代方案提供了有力的区分点。作为在当前的战略竞争中调动经济实力以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手段,重振国防经济学的观点将在促进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阿尔弗雷德·奥勒斯博士是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专门研究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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