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 2025” 名亡实存

阻击中国控制科技的野心

阿拉蒂·斯科夫

面对国际上的高度关切，中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该国所有官方演讲、报纸和官媒均不再提及他们最重要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 2025”（Made in China 2025）。但“中国制造 2025”战略政策在实现其技术、经济和军事野心的努力中继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希望成为十个 21 世纪战略性经济部门占据支配地位的供应商和领先的研发中心。尽管中国最近试图转移国际上对“中国制造 2025”既定目标的关注，但随着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采取关税行动和贸易限制措施，中国共产党（CCP）将继续执行（即便不是加速）这项五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体现了中共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采用综合性、全政府方法让中国变成一个全球科技大国。

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行“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和目标，凸显了该党对实现经济和科技自力更生和主宰关键下一代产业的优先重视。面对中国的剧本，美国及其盟国需要相应地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所带来的具有挑战性的经济不对称。

印太地区各国安全人士应继续关注“中国制造 2025”的政策和方案——无论该计划的进展情况如何、资本使用效率低下或迄今为止的重要性调整情况如何。鉴于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的相互联系、前沿技术的双重用途性质以及中国加速军民融合，中国通过“中国制造 2025”实现的专制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会对地区产生严重影响。

中国长征中的一步

中共希望通过“中国制造 2025”将中国从低价值的重工业生产国转变为“智能”制造、高科技大国，实现经济增长由量子计算、人工智能 （AI）和微处理器等国内主导的下一代技术提供动力。中国国务院列出了该国试图通过“中国制造 2025”主导的十个行业：下一代信息技术（例如半导体和网络）、机器人、航空航天、海事工程、先进铁路、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智能电网和智能城市）、先进农业、新材料和生物制药。

普华永道咨询公司表示，成为这些新兴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对于中国掌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力量至关重要。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指的是正在展开的模糊了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之间界限的技术演变”。在这些行业占支配地位可使企业——或中国政府能够制定全球标准，实行垄断定价，实施贸易禁运，并在军事硬件和软件开发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从而在硬实力和锐实力对比中获得明显的优势。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领导人还认为，中国制造 2025将能够防止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吉尔（Indermit Gill）和卡拉斯（Homi Kharas）提出，他们认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12,000 美元）将滑向工资增长停滞和经济放缓，除非他们能够在传统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要素之外提高生产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低价值产品制造工厂，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之后，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再有效。中共希望借助中国制造 2025 避免经济陷入停滞，让该国走上未来经济稳定的道路。如果中国制造 2025 的经济目标成功实现，他们将能够实现两大核心目标：维护中共在国内外的合法性，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能力。

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2015 年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 在世界各地引起越来越大的警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项目规模非常庞大及其地缘经济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许多国家利用产业政策实现其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但中国制造 2025 明确寻求通过培养和支持中国的“国家领先企业”，取代先进经济体在高科技产业的领导地位，成为全球领先的巨头。

特别是，中国制造 2025 的本土化目标表明，中国决心接管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未来动力的下一代技术，而不仅仅是参与竞争。本地化目标指中国企业在中国和世界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该计划的非官方路线图预计，到2025 年中国经济将在关键技术产业实现 70%的自给自足。到 2049 年，中国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周年之际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中国制造 2025 年的目标完成日期与习近平在中共第十九届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力量的目标一致，这也并非巧合。

除了试图建立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外，中国制造 2025 还遵循一个熟悉的中国经济政策剧本——保护中国企业在国内的成长，补贴他们获取全球市场份额和取代外国竞争对手的努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包括：知识产权盗窃、国家支持的商业间谍、以强制性技术转让换取市场准入、对国家领先企业的补贴、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政策、收购和外国人才招聘方案。中国还利用发达经济体开放的教育制度培养科技产业人才。实施中国制造 2025 年的核心是中共在协调和统一其私营部门、研究机构和学术界活动方面的作用，包括通过利用中共党委会和融资渠道。

“中国制造 2025”销声匿迹 经历过去一年半的国际反弹之后，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低调处理“中国制造 2025”，避免在官方演讲、出版物和宣传中提及该计划。中国官媒收到中央政府的明确指示，要求避免在纸媒和互联网平台中使用“中国制造2025”一词。李克强总理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 2019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显未提及“中国制造2025”，尽管之前三次工作报告都强调了这项计划。（中共年度工作报告旨在向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传达具体经济政策，确定国家的未来方向以及动员行动。）但李克强仍然宣布，中国将升级传统产业，加强研发并支持下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等行业——这些都属于中国制造2025 的要素。
中国政府面向国际受众宣称，他们将发布一份经修订的、可能威胁较小的中国制造 2025 计划版本。但无论中国制造 2025 2.0 版包含什么内容，或如何针对国际受众重新打造该计划的形象，中共仍致力于实现其既定目标。事实上，中国政府似乎正在为长远的游戏做好准备，并将加倍推行其提升制造业的长期工业战略——美国加征关税以及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国家安全禁令是刺激他们采取这一举措的部分原因。
中共利用对国内媒体的垄断控制，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引导社会各界团结起来实现中国的科技、经济和军民融合目标。中共党主席习近平在国内的讲话中越来越多地呼吁加快实现自力更生，掌握核心技术，成为网络超级大国，打造创新驱动型经济——所有这些主题都是中国制造2025 的基础。

根深蒂固的科技野心

从概念上讲，中国制造 2025 年战略的核心目标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的确，其根源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中。中国制造 2025 从根本上是中国长期产业政策的演变。中国的产业政策旨在发展核心技术，以促进国内增长及维护政治合法性。中国研究学者方艾文（Evan Feiganbaum）表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在利用科技作为国家权力来源的战略重要性和发展中国本土科技能力的必要性方面观点始终一致。
邓小平 1978 年启动的经济“改革开放”将科技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而胡锦涛 2006 年的“本土创新”战略则是中国制造 2025 直接的前奏。与中国制造 2025 类似，胡锦涛的战略制定了摆脱中国对外国科技依赖的目标，计划到 2050 年将这种依赖程度从 2006 年的 60%降低至 30%，并成为全球科技领导者。其他由政府支持的举措，如 1986 年的“863”高科技发展计划，为减少中国对外国技术依赖的研究提供资金，并促成中国本土研发载人航天器“神舟号”和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之一“天河二号”的诞生。

中国专家詹姆斯·麦格雷戈

（James McGregor）认为，胡锦涛的战略开启了一个科技民族主义的新时代。本土创新成为具有根深蒂固的不公平竞争因素的全政府策略的蓝图：强迫外国技术转让、在中国市场对外国投资的歧视性待遇、知识产权盗窃、网络间谍、对国内公司的过度补贴和进口替代政策——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是西方企业愿意为获得市场准入而接受的 “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总的来说，这些政策有助于加强中国公司对重要外国技术的控制，并能够以牺牲外国竞争对手为代价扩大他们的国内和全球市场份额。习近平主席于 2012 年就职后，加速拓展了本土创新理念，并宣布中国到 2021 年实现人均 GDP 翻一番，成为“适度繁荣的社会”，到 2049 年将成为“充分发展、富强”的国家。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产业政策总体上违反了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可能不公平地让中国企业占据制定标准、制定协议和建立下一代技术的战略生态系统（包括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智能制造等）的先发位置。中国在这些部门日益扩大的优势将加速关闭跨国公司在中国这些领域公平竞争的本已狭窄的窗口。简言之，中国将以牺牲外国竞争对手为代价（而非通过开放市场的自由和公平竞争）扩大其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份额。

中共引导资金搅动全球市场

中国政府正在为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培养国内的“国家领先企业”分配大量财政资源。国内经济放缓，中共官方对中国制造 2025 低调处理，但并没有拖延向该计划调配资金和人员。该战略正在全面向前推进，尽管这种做法存在局限性，包括可能向国有企业低效分配资本和重复工作。Zero2IPO Research 咨询公司指出，多位分析师估计，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制造 2025 由 800 至 1600 个资本总额估计为 5848 亿美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提供支持。据该公司计算，中国每月平均创建 7.57 个 新的政府引导基金，每个基金平均拥有 3.61 亿美元的资本。这一巨额国家引导资金由中国直接和间接供资、补贴、减税、低息贷款和政府采购合同组成。 但 Gavekal Dragonomics 高级分析师兰斯·诺布尔（Lance Noble）提出警告称：中共产业政策的成功不大可能取决于资金规模，而是取决于 “产业结构、政府政策和各公司行动之间的互动”。他使用上述指标估计，在中国制造 2025 政策范围内，中国在电动车和制药行业取得成功的概率高于民用航空飞机开发领域。令人担忧的是，鉴于中国制造2025 政府指导资金的规模，随之将出现产能过剩和全球市场扰乱，其影响类似于中国政府支持的太阳能和钢铁等行业的融资。另外，中国制造2025 政府资金的不透明程度显示，将出现资本配置效率低下，资源分配不当的情况。不幸的是，随着中共继续低调处理中国制造 2025 政策，外界将难以追踪这些资金，难以了解政府引导基金如何扰乱全球市场和扰乱未来产业。

做不出来就买

中国制造 2025 的相关政府引导资金除了补贴国内企业外，还侧重于通过海外收购和针对早期科技创业公司和孵化器的外国投资来获取中国所需的外国技术。Rhodium Group咨询公司的投资监测器指出，过去18 年间，中国每年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大约 168 亿美元。大多数交易发生在 2014 年至2016 年间，与中国政府推出“中国制造 2025”和相关技术产业政策的时间相符。 其中一些交易由中国的私营部门牵头，被归类为风险资本投资，以避免外国政府的监督。但这些投资不可能纯粹出于利润动机，而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帮助中国加强其国内科学技术能力。习近平主席再次要求共产党控制所有国内经济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支持企业之间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清，许多中国学者和从业人员对此几乎不做任何抵制。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研究人员艾希礼·冯（Ashley Feng）指出，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私营部门的控制的例子包括通过 2017 年《国家情报法》，在私营私营企业增设共产党委员会，以及利用政府风险资本基金对专门从事下一代技术的私营企业进行投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的中国政策专家梅兰妮·哈特（Melanie Hart）列举了中国利用对外技术收购战略作为经济领域灰色地带战术的例子。例如，中国采用渐进式步骤，逐个获取外国专门知识，最终将整个价值链转移至本国。（历史学家哈尔·布兰兹将灰色地带的挑战定义为具有胁迫性和侵略性，但故意设计成低于常规军事冲突的门槛的活动。）中国在多项战略优先事项中采取这些策略，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南海推行其领土主张。

例如，共享汽车产业的发展是中国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指挥控制的典型例子。中国最大的汽车共享公司滴滴出行与美国竞争对手优步正面交锋，他们利用各种政府支持的优势 （包括国家提供的补贴和有利的媒体报道），而优步则成为市场准入不畅、法规最后一刻发生变化以及精心策划的诽谤活动的受害者。优步最终出售了其中国业务，以换取滴滴出行一小部分股权。从地区来看，滴滴出行通过收购实施扩张，对总部位于新加坡的Grab 公司投资超过 20 亿美元，加码下注 Grab 有能力在东南亚击败优步这一判断（事实证明这是精确的判断）。在通过 Grab 将优步赶出东南亚之后，滴滴一直将澳大利亚视为他们下一个要征服的地方。中共支持的滴滴正在投入巨资开发自动化驾驶技术和人工智能能力，这绝非巧合。

中国利用各个开放市场经济和创新中心收购外国技术的规模促使发达经济体重新审视应当如何保护经济安全和创新。在印太地区，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最近修订了外国投资监管规定，包括针对新兴技术领域的规定。

竞争力、创新告急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的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表示，中国制造 2025 或被冠以任何名头的中国“创新重商主义”模式从根本上挑战了那些在高薪酬、基于创新的行业中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的经济福祉。他表示，与低价值制造业不同的是，由于长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高进入壁垒，一国技术部门和创新基础的竞争力永久丧失很难重建。此外，先进技术产业的领导地位的丧失会造成“死亡螺旋”现象。

首先，市场型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会让受重商主义支持的竞争对手夺走。这关系到先进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特别是日本、韩国、台湾和美国等地先进、高薪就业机会的丧失。阿特金森认为，而且市场型企业无法将其收入再投资于开发下一代创新产品，从而将进一步损害相应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供应链往往会因此而重组，对一国的经济安全和维护其国防工业基础的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比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CFR）的布拉德·赛特赛尔 （Brad Setser）指出，中国对日本高铁知识产权实施的强制技术转让导致日本公司的中国合资伙伴成为其低成本竞争对手。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交换条件，日本将其备受赞誉的高铁知识产权转让给了中国。中国获得并掌握这一技术之后，便在中共政策和法规的精心保护下发展出自身的高速铁路能力——唯一的结果是，他们扭转了局面，并在全球范围内与日本高铁公司竞争，削弱了他们的竞争力和创新基础。

进军地区半导体行业

中国持续推行的“中国制造 2025”经济国策转移到另一个行业，有可能削弱该地区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全球 10 大半导体企业当中 9 家位于印太地区。如果说发展国内高铁产业是中国在 2000 年代的当务之急，那么他们将继续致力于在半导体产业中打造全国领先企业，以取代外国供应商。

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称，尽管迄今为止中国的成就有限，但中国认为其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半导体芯片是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和量子计算等技术突破的支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詹姆斯·安德鲁·刘易斯（James Andrew Lewis）表示，未来五年中国政府计划对半导体行业投资 1180 亿美元，这使得外国竞争对手的研究与发展计划远远落后。

除了建设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大规模政府资金外，中国还被指控对从硅谷到台湾等地的外国企业实施国家支持的知识产权盗窃。印太国家正采取措施应对这些威胁。例如，韩国立法机构正在设法通过更严厉的处罚措施来解决 半导体行业的商业秘密盗窃问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修订其《外汇与外贸法》，扩大外国投资限制清单，将半导体等部门包括在内，同时也在考虑建立类似于美国修订版出口管制制度的先进技术出口管制框架。

两用技术，军民融合 “中国制造 2025”仍是习近平主席国防现代化和军民融合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战略旨在到 2049 年实现将解放军改造成世界一流军队。首先，中国制造 2025 技术的双重用途性质将有助于解放军获得战场优势。例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格雷戈里·艾伦（Gregory Allen）认为，中国已将人工智能纳入军事机器人计划、自主能力和军事指挥决策。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艾尔莎·卡尼亚（Elsa Kania）表示，解放军认为人工智能将推动下一场军事革命，军事体系和战斗理论将从 “信息化”过渡到“智能化”。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e for Strategic Studies）研究人员梅亚·诺文斯（Meia Nouwens）和海伦娜·莱加达 （Helena Legarda）指出，中国在中国制造 2025 其他部门的技术进步将对该地区以及下一代战争的性质产生长期的军事影响，当中包括量子通信、雷达和加密，自主车辆和自动化系统以及机器人技术领域。

其次，通过“中国制造 2025”及其他相关产业政策，中国私营企业将在推动实现中国的军事和国家安全目标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卡尼亚表示，中国私营企业的人工智能和面部识别技术在中共迫害新疆数百万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些作为中国国家领先企业的人工智能公司也将他们的监控工具出口到世界各地，支持专制政府监控其公民。

地区的机遇

在中共试图让世界忽略中国制造2025 的同时，国际社会应继续通过呼吁提高透明度和通过信息共享，提高对中国不公平、掠夺性经济做法的认识。加强印太地区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之间的信息共享，对于应对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模式构成的威胁至关重要。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已在该地区开展外交努力。但需要与私营部门和高校开展更多的外联活动，因为大多数技术转让是在私营部门和高校进行，无论是合法的、强迫的、秘密的还是非法的转让。

与技术私营部门和学术机构的研发实验室共享信息，将更加需要强有力的防御措施（包括所有权的透明度），同时将提升对他们的投资或合资可能产生的长期意外后果的认识。与此同时，私营部门和研究实验室仍有能力影响中共的行为，尽管随着中国企业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越来越多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他们的影响力将减弱。过往团结一致的公众压力和实际后果造成的威胁曾在中国发挥作用。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指出，2003 年外国企业团结一致施加压力，加上美国政府的支持，最终成功地阻止了中国采用无线网络国内标准。

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以及学术界之间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创新生态系统的信息共享，以及加强美国与其印太盟国之间合作同样至关重要，以便让地区为未来几十年的持续经济成功和共同繁荣做好准备。倡导全球研发资金支持及在价值观相似、相同的国家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由此可为创建下一代技术的全球基础设施奠定框架（类似于 5G 联盟的发展方式），以有效地与中国歧视性的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展开竞争。最终，基于法治和互惠原则的研发合作会使所有合作伙伴都能从科技创新当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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