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政治 战争

中国试图通过影响外国政府实现政治军事目标

克莱夫·汉密尔顿博士

在中国共产党不断的宣传鼓动下,许多中国民众已将爱国愿望转化为对中国历史上遭受的耻辱做出报复的雄心。中国在南海的激进姿态、对台湾的冒犯性语言、精心策划的反日集会以及更多的行为使爱国情绪保持高涨。共产党的话术是,中国到 2049 年经过百年马拉松长跑将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大国。

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旨在让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用前新加坡强人领袖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想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中共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宣称,他们希望中国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但目前就职于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的战略分析师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的看法更接近事实,他写道:“他们仅仅是把多极世界看作是通往中国占据最高地位的新全球格局的一个过渡点。”

中国领导人认为,政治上和道德上气数已尽的西方将无可避免地要衰落。他们认为,2008 年金融危机是由美国的制度衰败引发,它是标志着建立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无可阻挡的转折点。

战争党派

中共是一个沉浸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其领导人认为他们正在进行永不停息的斗争。

2018 年由托马斯·马肯(Thomas Mahnken)、罗斯·巴贝奇(Ross Babbage)和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撰写,标题为《对抗全面胁迫:反对权威政治战争的竞争策略》的一篇论文这样认为:“非常清楚,中共认为自己在与西方作战。(中共的)典籍描绘了与可能推翻其政权的危险意识形态力量进行的生死斗争。”

中国领导层有迫害妄想症。他们认为,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是敌对势力总想抓住一切机会破坏他们。因此,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他们必须采取反制措施,并先发制人。这种心态与传统的西方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西方观念认为,历史的常态是和平,周期性受到战争打乱的和平。

2018 年 3 月 1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当选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誓就职。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不得不制衡中国力量投射的国家在面对像中国这样时刻表现得好像在打仗的对手时,这种和平心态会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只要各国将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正常的外交关系,他们就会输掉战争,因为中国已经在调动力量,而其他国家仍在等待某些事情的发生。
如果说“战争”似乎过于强烈,那么各国就必须认识到中共领导层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们认为自己处在交战状态。这不是一种比喻,而是对战争这种征服敌人的手段不一样的理解。为了搞清楚状况并确定应对措施,各国需要重新考虑战争的概念以及如何交战,因为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中国战略的关键是重新确立其军事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作用,使之成为信息战、网络战和心理战专家,并将这些战斗形式与常规军事力量相整合。这反过来又与政府各部门进行的其他形式的力量投射相协调,包括统战工作、宣传工作、经济治国方略、正常外交和北京所采取的日益具有胁迫性的外交形式。

不论其是否被接受,澳大利亚和美国正在与中国展开一种新型战争——政治战争。其性质不是动态战争,也不太可能发展成为动态战争,但他们针对对手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要制服对手,确保澳大利亚和美国不会对中国的持续扩张和地缘政治称霸做出抵抗。

如果中国的政治战争在 10 到 20 年内仍然不受到挑战,那么澳大利亚将不会继续保持与美国的联盟,至少不会继续保持正式的联盟。中国共产党的附属目标包括确保中国企业能不受阻碍地获得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以及确保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定义政治战争

对政治战争最有用的定义是由安全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的石明凯 (Mark Stokes)和萧罗素(Russell Hsiao)提出, “政治战争试图以有利于本国政治、军事目标的方式影响外国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的情绪、动机、客观推理和行为。”

也可以将其看作是“激励朋友和打击敌人士气的艺术”。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中共发展出了一系列非军事手段来实现其目标——西方既不使用,也不理解这些手段。改变行为的非军事手段具有说服性和胁迫性,但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中共和解放军并不像西方那样去划分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 (外交和政治)之间的界限。

心理行动可以是武器,并且其目标绝不限于另一方的指挥官。毕竟,所有重要的军事决定都是由政客作出的(比如,以航行自由行动为例)。对政客思想和感情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军事顾问、政治顾问、政党同僚、学术专家、媒体、游说者、商人、盟友、妻子和丈夫以及公众都根据情况适当归类为或大或小的影响因素。

与其他地方一样,在澳大利亚的所有这些影响因素都是中国政治战争的行动目标,其中包括由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络部实施的心理行动。他们可调动的资源比自由民主国家更多。与中国不同,民主政府无法通过指示经济行为者为国家利益服务来实现政治目的,从而使经济实力武器化。

为了理解如何将经济实力武器化,各国政府需要了解中共所创造的庞大、复杂和高度精细的说服、干涉和胁迫机制。常规军事力量从外部施加压力,而中共部署多种政治和心理武器,从内部削弱敌人抵抗的意愿。

2018 年 11 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左)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言。路透社

因此,各国政府和军队需要重新定义他们对冲突的理解,以使其符合当今中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对战争的看法。简言之,21 世纪的战争更多的是削弱对手的战斗意愿,而非对抗敌方的战斗能力。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复杂的非动态行动将削弱战斗能力与意愿之间的联系,随着向对手的政治制度施加影响的能力的增长和完善,这种联系就变得更加薄弱。

影响力最重要的载体是通过精英发挥作用。

政治战争的目标首先是有影响力的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沉默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一书中,我试图找出那些有意或无意中被说服为北京观点辩护的人(这样做可能会触犯诽谤法)。

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多样且微妙,不完整的方法列举包括:

  • 利用富有的代理人收买政客,让他们响应北京的立场;
  • 与政治顾问和资深官僚培养良好的个人关系;
  • 拉拢商业领袖宣传“中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 通过多种手段招募前高级政客和高级军官作为影响力代理人,包括获得高薪董事会成员资格和接触高级领导人的机会;
  • 通过会议邀请和研究合作培养学者;
  • 通过社交场合及资助中国访问行程培养编辑、记者和媒体评论员;
  • 利用富有的代理人支持智库,讨好大学领导及其在商业、政治领域的精英人脉。

针对精英的心理工作是对北京最强大的政治战争、经济说服和胁迫武器的补充。我们最近便看到了这种策略的运用,澳大利亚进口产品受到实际存在但可否认的限制,致使商业团体施压政府,要求政府友好对待北京——台湾给这种策略取了个名字“以商逼政”,即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政治胁迫。

北京认为,澳洲华侨是中共最有效的影响力投射手段之一。习近平主席谈到加大统战工作力度,并加大了统战资源。因此,统战部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运动,鼓励那些北京的支持者充当相应社区的合法代表人,并鼓励他们参与政治。反党的澳洲华人声音受到压制并被边缘化。

心理行动:一种新型战争

2017 年 3 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会大厦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之前,亲华支持者举着祝愿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成功的标语。路透社

一个国家怎样算是进入战争状态?当他们认为自身处于战争状态时?还是敌人发动敌对行动时?过去,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如今,各种武器可在丝毫不被察觉的情况下部署用于压制对手。在这场可否认的战争中,敌方努力说服我们相信他们并未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而是致力于维护和平——或者根据中共的口号,他们只是想要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以及”双赢合作”。

孙子在其经典著作《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中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果政治领导人确信调动军事力量毫无意义,那么其投降就如同军事上被打败一样彻底。简而言之,说服是比胁迫更好的手段。这一点已经很清楚。

新鲜的是中国目前用于塑造他人对这种情况的理解的方法的多样性和力量。用马肯、巴贝奇和吉原恒淑的话说,中共“创造和完善了众多胁迫手段,可用于误导、分散、混淆和破坏西方国家及其他民主国家决策的条理性。”

这些工具如此有效,以至于澳大利亚政治、官僚、商业和学术精英中的许多资深影响者和决策者现在已认同北京的观点,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看法其实是由北京微妙的影响行动所塑造。

一些评论家——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家彼得·德雷斯代尔(Peter Drysdale)深信中国的持续崛起对澳大利亚只能是一件好事,“接受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之间错误的二分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另一些人认为抵抗是徒劳的,或者试图说服澳大利亚人可能没有什么好抵抗的(对北京来说更有利)。(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休·怀特认为,“中国价值观”或许对澳大利亚有利。)

中共政治战争的最终成果是说服澳大利亚人欢迎中国的霸权。一些左翼政治人士声称,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行动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对他们来说,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争活动是一场恐吓运动,它利用了人们对亚洲入侵的迫害幻想症,而澳大利亚真正应该谴责的是美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

2018 年 6 月,1000 多名中国干部和工人一起合唱《黄河大合唱》,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 盖蒂图片社

在南海问题这一关键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心理行动的确在发挥作用。人们普遍认为南海已经沦陷,现已成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看到中国的岛屿建设和军事化、北京对一些国际法的谴责、中国对东盟的分治策略以及他们现在在国际海域对澳大利亚和美国船只采取的挑衅之后,政府、大学和媒体中具有影响力的声音得出结论认为,现在要阻止中国吞并 1947 年由国民党政府在地图上所划定“九段线”内的一切已经为时过晚。

但南海是否已经沦陷,或者该地区是否已被说服放弃南海?中国在南海的策略究竟是军事行动还是心理行动?

那些被说服认为中国对南海的控制是一个既成事实的人通常需要一个借口来将其让与中国,因为承认中国非法占领了领土令人感到不快。其合理化演绎方式包括:

  • 无论如何,南海在历史上都曾属于中国,中国只是重新获得他们曾在该地区享有的主导地位(20 世纪 90 年代担任澳大利亚总理的保罗·基廷阐明了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官方立场);
  • 中国可能会控制南海,但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这不会造成商业航运中断,而对澳大利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商业航运(这个观点在商业分析师中很流行);
  • 安抚中国符合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澳大利亚容易受到报复(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的默认立场);
  • 美国实际上已经退出,或者不会帮助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任何一方,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休·怀特教授)

当然,北京一直在宣传这些论点,借此削弱抵抗。而许多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人在面对这种新的激进势力时屈服于某种“习得性无助”。

几年前,哈德逊研究所的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这样撰文描述中国:“我们不知道自己会输掉比赛。事实上,我们甚至不知道比赛已经开始。”

但现在,有少数但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和观察人士开始理解中共的玩法,并开始接受澳大利亚一直在输这个事实。他们认识到澳大利亚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现在必须开始采取行动,并已开始研究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新的破坏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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