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 改造
印尼通过社会和文化方法为恐怖分子提供第二次机会
2002 年巴厘岛爆炸事件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担任《华盛顿邮报》的特派记者，负责报道那次造成 200 多人（多数为外国人）死亡的袭击事件。我很快从一次警方新闻发布会上得知，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印尼中爪哇省梭罗市一所伊斯兰寄宿学校学习六年期间的室友法杜拉·哈桑（Fadlullah Hasan）便是袭击者之一。
从那天起，为什么像哈桑这样聪明、温柔、有礼貌的人会卷入恐怖主义——这对我来说成为一个事关个人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采访了印尼刑事司法系统内数百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并参观了他们在安汶和波索的部分军事营地——这两个地区在 1998 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后受到部族冲突的影响。
为了提升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性理解，我申请了英国的志奋领奖学金，用于 2005 年至 2006 年期间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国际安全硕士学位。
我在北爱尔兰开展了实地工作，去了解那里的冲突。在遇到一个试图让原恐怖分子重新融入社会的当地非政府组织（NGO）之后，我有了顿悟：
如果这个非政府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回国也能在自己的国家做到。
这一个人追求以及与印尼武装团体网络的历史联系，对于我在 2008 年建立国际和平建设机构（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uilding）至关重要，该机构在当地被称为 Yayasan Prasasti Perdamaian（YPP）。我通过国际和平建设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有争议的社会干预措施，帮助被定罪的原恐怖分子重新融入社会。
没有人生来便是恐怖分子
国际和平建设机构的核心理念是，没有人生来便是恐怖分子。成为一个恐怖分子需要有多种轨迹，从个人的政治、经济和家庭不满情绪到同伴压力的重要性以及特定多代亲属关系的作用。
一些被逮捕的人最终将释放。社会应该做些什么来应对他们？我们应该把他们关进监狱永不释放吗？或者我们应该改造他们，使其能够重新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
根据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2013 年的一篇报告，印尼司法系统缺乏足够的资金、基础设施和资源，无法成功改造原恐怖分子。由于缺乏拘留后帮助，恐怖主义罪犯有可能会重新投身暴力，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评估。他们没有进行足够的重新调整，无法为返回主流社会作好准备。
拥抱失败，保持灵活
呼吁让被释放的恐怖分子拥有第二次机会开始新生活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民间社会人士。我遇到了一些挑战。对那些直接遭受恐怖主义痛苦的人来说（比如受害者及其家人），帮助原恐怖分子改造可能具有争议性，甚至是冒犯性。
恐怖主义也并非印尼的主要致死原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指出，中风、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是印尼最严重的致死原因。这意味着吃太多甜甜圈、喝太多汽水杀死的印尼人可能比因受到恐怖分子攻击而死去的印尼人多。
因此，印尼的恐怖主义问题仍然常常被部分穆斯林视为西方为扼杀伊斯兰教而采取的系统性行动。同时，对公众而言，恐怖主义仍被认为是政府的事情。
恐怖分子有社交生活
法里欣·康代（Farihin Kandai）是我的第一个客户。他是一名阿富汗老兵，曾在 1980 年代中期与奥萨马·本·拉登并肩作战，并于 1990 年代初返回印尼。我于 2002 年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时认识了法里欣。他告诉我，他的妻子也是我曾就读的梭罗恩鲁克 Al-Mukmin 寄宿学校的毕业生后，我们很快建立了联系。
在采访法里欣时我了解到，他由于与一名来自西爪哇的原阿富汗老兵——汉巴利（后来加入基地组织）的私人关系而参与了该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我帮助他开启出狱后的新生活——在中苏拉威西经营一家可可农场。这个项目失败了，原因是他很少在农场出现。他有了第二位妻子，一直忙于在两房妻子之间周旋。也许是这种新的关系阻止了他重返恐怖主义世界。
我从这次干预中吸取了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恐怖主义对大多数参与其中的印尼人而言是“兼职工作”，他们除了战斗之外还有社交生活。其中一些人——譬如法里欣甚至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娶第二任妻子。
这促使我思考。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除恐怖主义之外的有意义的活动（不是鼓励他们成为一夫多妻主义者），也许他们将不会再从事恐怖主义职业。
在我与法里欣的一次交谈中，他曾告诉我在伊斯兰祈祷团（JI）这样的暴力组织中生活是怎样的。
“成为（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份子是一次冒险之旅，”他说道，“我认为我成为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也就是基地组织的一部分。汉巴利总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世界上腐败的世俗体系。”
他说话充满自信和权威。在我采访过的定罪恐怖分子当中，他的观点并不算独特。他们往往认同更大、含糊不清、往往是跨国的、更具意识形态结构的社区，并声称代表这些社区发动攻击。
他在 1980 年代曾是阿富汗老兵，于是在伊斯兰祈祷团的特定圈子内赢得了社会尊重。
所谓已进行圣战者的英雄故事——譬如法里欣的故事是圣战亚文化的重要宣传工具。这些社区借助通过全球媒体文化和技术传播的物品与叙事去协助、鼓励、庆祝、支持和宣传他们的行动。
法里欣的故事很特别，因为他来自一个著名的圣战家庭。由于这种亲属关系，他于 1980 年代被选中前往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
他告诉我，其叔叔参与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刺杀印尼第一任总统的行动。他的大多数弟弟也参与了该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包括 1990 年代末在雅加达菲律宾大使官邸发生的爆炸事件、2000 年代 Atrium Mall 爆炸事件和 2000 年代在中苏拉威西省波索社区冲突期间一座教堂被焚烧的事件。简而言之，恐怖主义是法里欣的家族生意。
好消息是，法里欣认为身为恐怖分子的生活艰难而且枯燥。它需要不断的准备，对于像法里欣这种50多岁的男人来说，这不是一项很有吸引力的活动。他想要确保经济稳定，才能养活新的家庭。换言之，法里欣的生活重点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了。但他捍卫伊斯兰教的热情和愿望远未消失。
他解释道：“‘Mujahid’（伊斯兰圣战者）是我的核心身份。”
因此，当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位于雅加达中区门腾的一座清真寺，表示支持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于 2014 年中自封为伊斯兰哈里发时，法里欣感到愤怒。这座清真寺距离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仅举步之遥。
2015 年初我和他坐在一起，询问他为什么不支持巴格达迪的哈里发项目。
他解释道，那些支持巴格达迪的人声称所有穆斯林都必须效忠于作为哈里发领袖的他，并进行“Hijra”（移徙），以捍卫其领土并在其他传统的穆斯林国家扩大边界。
“这是无稽之谈。而且，这些伊斯兰国支持者对圣战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不尊重那些对圣战的理解与其不一样的人，”他补充道，“作为一名阿富汗老兵，我经历过圣战。我们与其他意识形态不同的派别进行了密切合作。将俄国军队赶出穆斯林的土地是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原因。”
也许是因为他的反伊斯兰国立场，印尼当局利用他阻止伊斯兰国在本国的影响。电视台等媒体也采访了他。
看着他在电视上讲话，我很快意识到他确实非常渴望教育公众了解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危险。他勇敢地表示，伊斯兰国并不代表伊斯兰教，是因为它残暴。
他能否成为反伊斯兰国宣传的可靠倡导者？
他在电视上的发言的确并不完美。比如，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颂扬自己作为一名阿富汗老兵的英勇历史。因此，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以简洁的论点系统性地强调伊斯兰国的虚伪。其中包括伊斯兰国关于新加入者能实现双赢的虚假陈述：他们要么死后成为烈士，要么活着成为新秩序中的英雄。在这点上，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帮助更好地表达反对意见。我可以利用像法里欣这样的原恐怖分子作为其社区内潜在的变革推动者。
我相信推动内部变革比杀死他们更有力量。如此可以防止他们成为烈士，成为激励他人效仿的记忆。他们脱离暴力网络的个人经历将有助于揭示圣战运动的虚伪性，让潜在的新兵看到。
但我充分意识到，利用原恐怖分子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会面临多项挑战，其中包括保持他们故事的真实性，防止让他们自我感觉成为名人，及确保他们不会回到好战状态。阿布·托卢特（Abu Tholut）和阿卜杜拉·苏纳塔（Abdullah Sunata）就是这种情况，印尼警察认为他们“很配合”，但他们在获释后不久便于 2009 年参加了亚齐的军事训练。
出于上述考虑，我决定为原恐怖分子举办一次沟通技巧讲习班，强调人性信息而非意识形态。
对许多像法里欣这样的圣战者来说，伊斯兰意识形态并非是他们进入圣战世界的切入点。他们大多数人对宗教一无所知，主要通过周围的人或因为觉得军事斗争看起来很酷而涉足恐怖主义。他们进入恐怖主义组织后，就利用意识形态作为正当理由。
沟通讲习班
2018 年 8 月，我与国际和平建设机构团队一起，为10 名原恐怖分子和 20 名乌斯塔德（Ustadh，即大学教授和穆斯林学者）举办了沟通培训，活动男女比例均等。
这些原恐怖分子代表四代人：1980 年代加入美国支持的圣战者（Mujahedeen）组织在阿富汗与苏联作战的那些人、1990 年代试图在菲律宾实现伊斯兰统治的一个穆斯林组织的两名前武装人员和参与印尼穆斯林与基督教争端的六名原武装分子。最新一代是一名 19 岁的女孩，她和二十多名家庭成员一起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
我们将原恐怖分子与乌斯塔德配对，安排原恐怖分子（称为“天使”）为其对应的乌斯塔德（称为“人类”）写下鼓舞人心的文字，或帮助乌斯塔德从餐厅取自助餐。我故意设计了这种社交干预活动，因为我相信变化可从非常小的善举开始。
为应对武装分子利用新媒体从世界各地招募新兵的复杂技术，我们还采用了数字扫盲材料。
自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拉卡的总部被攻陷以来，他们的影响力一直在减弱。但当前其他涉及穆斯林的国际人道主义问题，如缅甸若开邦的人道主义问题，或中国维吾尔人的命运，很容易被武装分子利用来恢复他们在印尼的网络。
新媒体改变了招募模式。按照旧模式，招募纯粹是通过线下空间、宗教布道、学校、友谊和亲属关系进行。新模式下的招募要么是通过纯线上方式进行，要么是线下线上相结合。
我邀请了我的基督徒朋友、公共关系和数字品牌推广专家萨哈拉·潘贾坦（Sahala Panjaitan）分享关于在互联网上发展品牌的技巧。他的课程对原恐怖分子而言有很多共鸣，因为原恐怖分子与商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与商人一样，原恐怖分子也是冒险者、喜欢与人打交道、擅长讲故事，而且常常充满魅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Facebook 反极端主义专家古尔纳扎·贝格 （Gullnaz Baig）从新加坡飞来，介绍该公司的内容分享政策。同时，为了教会原恐怖分子帮助他人的方式，我邀请新加坡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哈桑·艾哈迈德（Hassan Ahmad）分享关于他在阿富汗、也门和日本开展的工作。
我们让讲习班参加者通过 www.ruangobrol.id 社区网站保持联系——这是一个在线平台，参加者可在那里分享他们的故事。现在，这个讲习班的同学仍然通过 WhatsApp 群组保持联系。
为了确保该网站的可持续性，我把它变成了一家名为 PT Kreasi Prasasti Perdamaian 的新公司旗下一项社会企业倡议。我通过这家公司专注于两项主要活动：电影制作和书籍出版。我特意选择一种纪录片风格，让故事具有真实性。电影制作与出版类似主题的书籍相结合。电影和书籍准备就绪之后，我们便可通过一系列的电影放映和分享会将其用于预防目的。
利用电影开展反暴力极端主义运动对我来说并不是一种新方法。我已经制作了三部纪录片：
1. 《监狱与天堂》（Prison and Paradise）曾在日本山形电影节上获奖。这部电影主要是记录对三名第一次巴厘岛爆炸事件袭击者及其家人的采访。该影片在国内外都进行了放映。
2. 《圣战自拍》（Jihad Selfie）在印尼和国外放映了400多次。这部电影追踪介绍阿克巴·莫拉纳（Akbar Maulana）的生活——他本来可能会成为伊斯兰国战士，但由于与父母关系密切，决定放弃参加战斗的想法。印尼外交部长利用这部电影帮助开展针对印尼侨民的预防运动。
3. 《新娘》（The Bride）这部电影讲述三名背井离乡的印尼女工在社交媒体上寻找爱情的故事。该电影专门探讨印尼移徙工人线上激进化的现象。
我正在制作一部名为《寻找阿訇拉卡》（Seeking the Imam-Raqqa and Back）的纪录片。这部电影追踪了一名 19 岁女孩的生活，她与家人一起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
关于 2019 年的项目，我正在起草拍摄纪录片 《哈里发幼崽》的方案。该影片将探讨招入伊斯兰国的儿童的生活。
第二次机会
一些定罪的恐怖分子最终会被释放。他们需要有未来。这不仅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有益（特别是对其妻子和孩子），而且对社会也有益处。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社会必须用心投资发展释放人员就业职业培训，为这些人提供生活选择，降低他们再犯的概率。但原恐怖分子的故事也可用于开展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项目（CVE）。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并不能取代 “逮捕或铲除”办法，但它要求采取系统的社会干预措施，通过反驳或威慑来制止激进化进程，阻止潜在的新招募对象参与暴力行动，及改造被逮捕的暴力行为者。换句话说，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重点是预防。
防止暴力和改变激进意识形态仍然是改造方案的指导原则。这些转变只能通过多层面的方法来实现。为了充分实现改造目标，相关项目不仅必须注重个人的精神和心理健康，而且还必须考虑社交、经济和社会关系。
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可降低在重返社会道路上失败的可能性。
政策建议
- 实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项目，利用大众文化手段（包括纪录片、书籍、漫画和社区网站）在线上和线下空间为年轻人接种疫苗，确保他们不会转向激进主义。利用多种媒体有效地在安全的环境下激发关于敏感问题的讨论。
- 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CVE）必须不只是喊喊“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或“恐怖主义不是伊斯兰教”等常见口号。社区一级的活动、人际交流以及使用 YouTube、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交互式媒体可支持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