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 反恐活动

抑制暴力极端主义需要采取整体方法来解决根源问题，执行有效战略

艾琳娜·诺尔 (Elina Noor) 美联社供图

过去三年来，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局以涉恐罪名逮捕了 250 多人。仅在 2016 年，就有 115 人被捕，与 2015 年的 82 人相比增加了 40%。2014 年，共有 59 人被捕，2013 年只有 4 人。在此期间，警方挫败了 14 次袭击图谋。不过，也有一次袭击事件得逞，那是在 2016 年 7 月，有人将一枚手榴弹扔进吉隆坡郊区的一家夜总会，造成 8 人受伤，尽管刚开始警方不认为这是一起恐袭事件，但后来确认此次爆炸案是马来西亚首起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伊斯兰国”）相关的恐怖袭击事件。

虽然近年来马来西亚的恐怖主义形势主要是由“伊斯兰国”（也称“达伊沙”）和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追随者造成的，恐怖主义威胁本身自马来西亚建国以来一直相伴。自马来西亚 1957 年独立以来，除共产主义恐怖分子两度让国家进入总计三十年的紧急状态外，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局还发现了其它无数恐怖组织的存在，这些恐怖组织的奋斗目标五花八门，足以涵盖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巴巴尔·哈尔萨国际”之类的分裂势力到“伊斯兰之家”和“伊斯兰祈祷团”之类的地区恐怖组织，数量众多。

“伊斯兰国”之流的恐怖组织代表了恐怖威胁环境的演变。在马来西亚，这种演变很明显地体现在四个逐渐显露的趋势里：恐怖主义的吸引范围扩大，跨越各种人口特征；自杀式恐怖主义；自发行为；相对精简的招募流程。

1980 年代的阿富汗和 1990 年代的波斯尼亚都曾吸引马来西亚男性前往参战，而叙利亚对妇女和家庭也富有感召力。据我们所知，前往叙利亚且至今仍活着的马来西亚人有 60 多名，其中有 12 位女性，17 个孩子（9 男 8 女）。整个家庭背井离乡，前往叙利亚，想象自己是在践行伊斯兰教传统，追随先知穆罕默德的脚步，重走当年从麦加到麦地那的逃亡之路。他们设想的是清教的应许之地，是即将到来的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复苏。特别是“伊斯兰国”，该组织已经确确实实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占据了领土，并对那些地区实施统治，这个事实让他们更加相信他们有权要求建立一个能独立生存的国家。

截至 2017 年 1 月，约有 20 名马来西亚激进分子在叙利亚身亡。毫无疑问，这个数字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其中有 9 名马来西亚人甚至发起过自杀式炸弹袭击。在马来西亚，自杀有违根深蒂固的宗教和文化禁忌，所以对这些马来西亚穆斯林来说，自愿自杀寻死标志着对这些禁忌的重大破坏和信仰方面的心理飞跃。据报道，自愿自杀的部分原因是源自绝望。有报道说，歧视再加上非阿拉伯/非高加索裔的参战者往往被贬去从事一些低下的内务管理工作，所以在叙利亚的马来西亚人觉得有必要用终极牺牲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另一种解释是说这些人是真的相信（或者至少是希望）他们的行为将被视为殉难，保证他们在死后升入天堂，而非犯下谋杀和无意义自杀双重罪恶。

单枪匹马的袭击者

马来西亚警方认为自发行为者构成的威胁比“伊斯兰国”之类有组织团体更为危险。2016 年马来西亚几次由个人发起的袭击图谋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些人都是为了贯彻“伊斯兰国”的使命，其中一个少年用刀子在超市挟持了一名女性。不过，对于这些自发行为者，人们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中多少是受“伊斯兰国”鼓动所为，多少是直接听令行事。2016 年，“伊斯兰国”麾下的马来语武装部队“马来群岛战斗小组”(Katibah Nusantara) 几年前录制的一段视频被公之于世，该录像旨在煽动更多个人发动袭击，实质上就是在散播混乱的种子。

信息反制

像其他地区的许多政府一样，马来西亚也一直努力在传播内容和传播范围上对“伊斯兰国”之类组织发出的信息进行反制。2015 年 5 月，兼任内政部长的副总理艾哈迈德·扎希德·哈米迪 (Alhmad Zahid Hamidi) 向议会报告说，被捕的 100 多人中有 75% 是通过社交媒体招募的。其中很多人是初犯。在叙利亚的绝大多数马来西亚激进分子 (95%) 是通过社交媒体招募的。以前，对组织的效忠宣誓必须当面进行，现在则可以通过网聊软件远程完成。

尽管东南亚开始的时候对这些信息反应迟缓，但后来也涌现了大量反叙事措施，虽然还在初创阶段，但也大有可为，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备受赞扬的地区数字信息反制交流中心 (RDC3)。现在就对这些举措进行评估尚为时过早，不过，政府在实施信息反制措施时确实因目标受众对其缺乏信任而束手束脚。毕竟反叙事依靠的是信息和信息发送者的可信度。

虽然政府必须表现出正在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但也有强有力的论据表明反叙事工作应将重点放在实施方面，如执法以及治理这样的制度性任务。

技术工具

已经证明，在技术的帮助下，激进化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但恐怖分子不是一夜之间就凭空出现的。促使个人采取行动的在线网络往往孕育于交织着个人经历和外部不满的复杂线下生态系统。马来西亚的被捕者资料显示，恐怖分子千人千面。受“伊斯兰国”激励的恐怖分子来自不同的职业、教育和人口背景，年龄 15 到 50 多不等，有机械师、军人、牧师、政府高级官员、流行歌星和纪录片制作人。有些人是有多年历史的强硬派激进分子，从阿富汗时期起就开始致力于恐怖主义。有些人背后的推动因素则是实现人生目标、追求冒险、寻求救赎或这三者的结合。很多人因国内外的不公正现象感到愤慨。技术不过是帮助他们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不满（往往是政治上的不满）放大出来。

在马来西亚的所有激进分子中，艾哈迈德·萨勒曼·拉希姆 (Ahmad Salman Rahim) 也许是网络上最为活跃的一个，直到他收敛锋芒、遁入黑暗，并随后于 2016 年初在叙利亚被杀。拉希姆对本国的政治发展、对缅甸、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同胞受压迫感到非常不满。他曾试图前往 11 个国家直接纠正这些不公现象，最后才来到叙利亚。他将自己视为真主的自由雇佣兵，不隶属于叙利亚的任何派系。

马来西亚对付恐怖组织的经验清楚表明，这些组织无论是打着民族主义还是宗教信仰的幌子，都是试图通过暴力激起政治变革。由于激进化、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驱动因素都具有结构性和表面性，所以任何有效战略都必须从政府和整个社会中广泛征募利益相关者。最关键的是，有效战略必须针对政治失误，无论是真正的失误还是只是被认为是失误。反恐战略往往是反应性而非反思性的。就和治病一样，毫无疑问治标要比治本容易得多。近年来，马来西亚在语言上变得注重使用诸如防止暴力极端主义之类的用语，这意味着政府已开始采取综合整体战略来解决根源问题。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不过，在反恐这个问题上，对字眼进行斟酌选择固然没有问题，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实实在在地有效执行综合整体战略。

当然，在描述恐怖主义本质方面，语言确实紧要。尽管恐怖主义的定义还在继续争论之中，但就其核心本质而言，恐怖主义就是政治变革的暴力罪恶手段。正是这种政治特性将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区分开来。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罪行，应该首先通过执法和情报手段将其绳之以法，而非采用军事手段当成一场战争来打。恐怖主义作为政治问题，则必须采用广泛的政治解决方案来加以应对。

宗教信仰无疑已被恐怖主义所吸收，不过其发挥的仅仅是表象作用。除非宗教是恐怖主义的根源（实际不是），否则就不应被当作主要甚至唯一的解决途径。将当前恐怖主义浪潮的特性重新描述为宗教性，无论是将其称为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将“伊斯兰国”风格的激进分子称作“圣战者”，还是不假思索地将马来语中“圣战烈士”的称呼赋予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很多层面上都存在问题，还肯定会导致未来无休无止的各种问题和暴力活动，将宗教推到恐怖主义的前沿与核心，而不是承认政府在治理上存在结构性弱点。承认治理有问题会迫使政府面对一些不舒服的真相和看法，政府当然没什么兴趣这样做，这也可以理解。用宗教术语来对恐怖主义进行重新表达，用这种方法来提出社会难题是一种懒人做法，是智识上的不诚实。个人和家庭为什么会选择放弃舒适生活，到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为什么年轻人选择死亡、放弃生命？这是因为他们渴望自己和他人能获得我们中很多人天然享受的一些东西吗：政府有效运转，执法时不畏强权、不偏不倚？这是因为他们被非但不鼓励批判性思考和缜密思维，反而奖励对权势人物不加置疑的绝对忠诚的制度剥夺了思考能力，因此在面对乌托邦的虚假宣传时不能辨别真假？是这样吗？最后，通过宗教视角看待恐怖主义还将导致分裂和排外政策。

“伊斯兰国”和此前的基地组织一样，产生于发源国的政治真空并在随后向外进行了扩散。这些组织已经证明，在面临威胁他们生存的挑战时，他们能够迅速进化。无论将来他们以何种形态存在，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应对，建立起抵制他们意识形态的体制堡垒。鉴于马来西亚、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恐怖主义背后多样化的各种推动因素，不可能找到放之四海皆准的办法。要寻找答案，各国政府必须提出问题，以便营造一个促进民众产生想法以推动变革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