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母亲 反恐

透视家庭可以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带来什么帮助

埃迪特·施拉弗 (Edit Schlaffer) 博士和乌尔里奇·柯朗皮恩内格 (Ulrich Kropiunigg) 博士,无国界女性/反暴力极端主义姐妹社

进化过程常常发生在家里,就在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身边发生,但父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自己青春期或刚步入成年人行列的孩子都在经历些什么变化,等他们意识到时,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当子女出现“变化”时,这倒未必就是警示信号。青春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阶段。有时候,在子女远离毒品转而接纳伊斯兰教时,父母会感到放心,觉得松了一口气。从此以后,孩子不再吸烟,不再喝酒,也不会赖床到中午。

2014 年 4 月,尼日利亚女性举行抗议,要求释放被武装组织博科圣地绑架的女学生。路透社
2014 年 4 月,尼日利亚女性举行抗议,要求释放被武装组织博科圣地绑架的女学生。路透社

还有一些父母可能会对孩子某些行为模式的严重性进行反思,但正如加拿大一位母亲所描述,父母可能认为孩子的这些行为是无害的,属于界定不明确的青春“狂飙期”现象。当时,这位加拿大母亲也曾感到担心,时而觉得应该容忍,时而又感到彷徨无助,在这两种情绪中艰难挣扎。“他不像过去一样经常和我聊天,也不再和朋友来往,呆在自己房间里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些都是警示信号,但父母却忽略了这些信号,直到孩子去了叙利亚,并在不久之后丧生。

在这个案例中,推动因素是什么?是什么推动并吸引这个孩子脱离了自己的家庭?一般来说,社会对极端活动的吸引因素和招募手段了解更多,而对在最初让孩子变得激进的深层次心理动因知之甚少。从一位比利时母亲的评论中,我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根据这位母亲的观察:“招募者给了他在生活中从未感受过的个人价值,这就是他前往叙利亚的原因。”

母亲的作用被忽视

专家对推动个人接纳极端主义理念的潜在社会和心理因素进行了研究,但各种综合结论还未转化为相关政策。反恐措施还是以被动策略为主,主要依靠军队和安全部队采取行动进行惩罚和威慑。最近各国也加大了该策略的推行力度,但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增势迅猛。

在理论层面,我们清楚恐怖主义的推动和吸引因素,以及其他众多根本因素,但这些理论还没有应用到预防性的实践层面。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的研究忽略了一个关键参与者:母亲。

母亲这个群体掌握着宝贵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下,是什么使得青少年容易受极端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激进化青少年的母亲,在她们眼里,孩子步入成年的旅途就是在青春期和青年期的种种不确定性中寻找航向。因此,对于青少年那些外人难以理解的反应,母亲往往能够提供独到的见解。

此外,母亲们所处的位置也极具战略性,可以缓冲激进影响对作为潜在目标的子女的作用。在孩子成长的初期阶段,母亲是培养孩子抗逆能力的起点,也是发现孩子精神上的痛苦迹象(如愤怒、焦虑、孤僻等)并加以应对的第一人。对激进化影响进行预先防备和应对的这种双重能力,让母亲成为有效安全范式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大家已经普遍认识到,个人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个人的希望、抱负、奋斗和反应主要受个人感情和心理成长环境的影响。通过检视这些社会和情感方面的可变因素,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导致个人信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因素,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

《民主与安全》杂志 2013 年刊发的《打造社群抗逆力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一文指出:“如果我们真想在受极端主义威胁的社群中发现抗逆力,并帮助他们进一步加强这种抗逆力,就只能接近他们。我们需要对社群居民进行观察,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该社群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价值观、需要、资源和日常生活,以准确确定对这些群体来说,抗逆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新的研究模式

基于对现有反暴力极端主义措施的缺陷以及对母亲独特地位的了解,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女性/反暴力极端主义姐妹社 (SAVE)”制定了一个应用研究项目,围绕母亲在保护高危青少年方面的潜在作用收集证据。在这个名为“母亲带来变化”(Mothers for Change) 的研究项目中,该组织对母亲如何看待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如何看待自己在激进化和去激进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考察。

该研究项目关注的是母亲对暴力极端主义的起因、要素和现实情况的主观了解,这些都是她们在自己的家庭、社区、尤其是自己子女的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的。该研究将重点放在男孩身上,因为尽管加入极端组织的女孩也越来越多,但涉入极端主义的多数还是男孩。

研究

该研究分三阶段,旨在从居住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北爱尔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些地区都受暴力极端主义影响)的母亲处收集资料,对其进行分析和应用。在第一阶段,研究人员在每个国家进行了 200 次深入访谈,对青少年男子的社会环境和情感环境进行了总体了解。

访谈问题分七大块:家庭背景、孩子的生活、母亲在子女养育中扮演的角色、与极端主义的接近程度、社会因素、独自和联合对抗暴力极端主义、未来策略。

在很多社群中,极端主义和暴力是禁忌话题,因此,要收集资料,首先必须打破社会障碍。有些女性,尤其是孩子已经卷入极端主义活动的母亲,在最初并不愿意开口。负罪感、羞愧和畏惧让她们缄口不言。但在了解到自己能作出宝贵贡献,成为反极端主义联盟一员后,她们终于打开了心扉。很多访谈对象表示在说出来后,心里轻松了很多。

通过访谈,不少主题浮出了水面,研究人员利用这些主题编制了一份调查问卷,对三个主要领域进行了探索:母亲如何看待自己在降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方面的作用;在感到困惑、恐惧、警觉不安时,她们该向谁求助;为有效辨认和应对激进化的警示信号,她们需要做些什么。

访谈团队重点让 1000 多名调查对象(每个国家约 200 名)完成了调查问卷。该问卷共有 43 个陈述和问题,并采用李克特量表对赞同程度进行评估。调查问卷还涉及了另外三个主题:极端主义影响的来源?母亲信任谁?母亲需要什么?

研究结果

从总体来说,被调查者在如何看待母亲在抵制恐怖主义影响方面扮演的角色问题上态度一致。来自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数据强烈表明了母亲对孩子所面临激进化风险的担忧。

2011 年,塔吉克斯坦苦盏市 (Khujand)“母亲学校”成立之初,母亲们正在就子女问题和暴力极端主义展开讨论。 乌尔里奇·柯朗皮恩内格博士
2011 年,塔吉克斯坦苦盏市 (Khujand)“母亲学校”成立之初,母亲们正在就子女问题和暴力极端主义展开讨论。
乌尔里奇·柯朗皮恩内格博士

多数母亲表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在一开始就阻止孩子卷入暴力极端主义,能够辨别出早期警示信号。此外,在很多访谈中,母亲表达了自己的紧迫感,热切希望和有类似顾虑的母亲合作,携手对抗越来越严重的极端主义招募问题。

母亲的担忧

母亲们认为,极端主义纲领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互联网、激进宗教领袖、政治组织和电视。这些源头并不令人吃惊,但浮现出来的整体情况却值得注意。研究结果显示,这四个不同的来源重要性相若,这表明在普通的一天,青少年们要面对来自众多不同途径的激进信息:媒体、互联网、学校和社交活动。

来源的广泛性意味着某些社群已经难寻一方净土,导致青少年极易受到不良影响。因此,在研究中母亲们所指出的极端主义信息的这种无孔不入性,强烈支持我们寻找一个安全方案,重点关注在家庭内外培养抗逆力。

此外,研究所收集的数据来自私密领域,无论是本地权威机构、情报部门还是其他恐怖主义研究人员都很难获取,因此尤显重要。母亲们所处地位独特,因此她们对极端主义影响最初来源的看法很有可能是最为准确的。

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为从源头上有效应对激进化,清楚了解人们最初如何走向极端主义意义重大。母亲的洞察能帮助我们搞清楚这幅画面中最难以了解的细节问题。

母亲信任谁?

母亲在担心自己子女的安全和身心健康问题时,可以向谁求助?她们信任哪些人或机构可以为她们提供帮助?主要答案是其他母亲,占94%。列出的第二个答案是父亲,91%;接下来是其他亲戚,81%。

出现危机时,家庭圈是获得支持的主要来源。老师名列第四,信任得分为 79%;社区组织 61%,是母亲们在直接社会网络外寻求帮助的首要选择;宗教领导人的信任得分为 58%,显示出母亲们对这一选项有点摇摆不定。

国家组织的信任得分非常低,警察 39%,军队 35%,当地政府 34%。国际组织的信任得分和国家组织差不多,也很低,36%。得分最低的是全国政府,只有 29%。

本次研究得到的最重要信息是:在保护孩子方面,母亲最为信任的是自己和其他母亲。这点也得到了研究中其他证据的支持。这点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现有安全措施目前都是主要依靠全国政府和地方当局来落实执行,而这两者似乎都非常不受母亲们信任。

此外,对国家缺乏信任也是本次研究的一大重要发现。这表明,在关系到安全问题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存在信任鸿沟。最近有一篇文章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就是《恐怖主义与政治暴力》杂志上刊发的《恐怖主义研究停滞不前》一文。该文认为,政府和作为个体的公民必须联手对抗激进化。

因此,反恐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找到办法,在社群内部建立起凝聚力和信任感。这一发现恐怕只可能从母亲这里得到。

母亲需要什么?

母亲如何评估自己的需要?她们需要获得什么样的支持来保护子女远离激进主义。首先,数据表明母亲们对激进化甚为担忧。无论是在访谈中,还是在调查问卷中,我们都发现了这点。在问卷所提供的所有需求选项中,86% 的母亲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对激进化警示信号的认识。

重要性排在其后的是自信心、子女养育技巧和计算机技能方面的培训。此外,多数母亲希望能与有类似担忧的母亲建立联系,为对抗激进化一起大声疾呼。

这揭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只要拥有妥当的方法和知识,母亲们对自身的安全潜力很有信心。第二,母亲们对自身需要的了解表明,她们已经在与激进化影响对抗,并觉得自己的对抗不够有效。

总的说来,这些发现表明,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更多元化的反恐方案,具体来说,就是要将母亲的专长和其所处战略地位包括在内。在预防方案中,母亲的意见和能力对制定新战略、打造新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不过,这要求大家认可母亲是我们的重要同盟。只要母亲被排除在外,这个最为宝贵的切入点也将被排除在外。现有安全方案试图从根源上解决恐怖主义招募问题,要解决该方案存在的问题,就必须让母亲参与进来并积极发挥作用。

在得出这些重要结论后,“母亲推动改变”研究的最后一阶段就是将从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根据母亲所提出的最重要需求制定一个综合模型。具体来说,研究结论表明,在对抗暴力极端主义方面,母亲拥有重要潜力,但这种潜力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因此需要为其提供具体支持来帮助她们完善这种能力。

“母亲学校”模式

通过上述数据,“无国界女性”组织提出了“母亲学校”模式,从家庭的核心出发,满足母亲们的需求,加强社群抗逆力。

“母亲学校”模式将母亲视作打入对手内部的安全同盟,并用各种技能将母亲们武装起来,将其打造为社群抗逆力的有效基础。这一模式是针对早已存在但却利用不足的资源,对其进行优化,从本质上来说,走的是基层路线。学校课程由值得信赖的社区伙伴提供,包括利用适用于参与者日常生活、以特定语境为基础的各种技巧来促进对话、交换信息和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各种具体练习。“母亲学校”模式为母亲们提供了一个正式场所,帮助她们加强对早期警示信号的了解,制定战略以更有效地抵制激进思潮的影响。母亲们聚到一起,可以消除社会障碍,公开讨论子女和自己的种种挣扎。

“母亲学校”已经作为试点项目在印尼、克什米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桑给巴尔展开。评估显示,“母亲学校”广受欢迎。母亲们说,与有同样担忧的母亲一起参与“母亲学校”的活动有助于建立自信、提高养育子女的技巧,帮助自己在家庭与社群中进一步树立威信。

一名来自克什米尔的“母亲学校”参与者说:“我们以前总以为,只有那些来自上层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之间才会展开这种讨论。但是,在经过探索发现后,我们相信我们的能力一直就在那里,不过是处在令人遗憾的沉睡模式中,我们也能和子女交朋友,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想要的一切支持,这样他们就不必从任何暴力途径寻求这种支持。”

2015 年 2 月,一名被圣战分子从家里赶出去的母亲和儿子一起走在艾比勒 (Erbil) 西部的霍舍姆 (Harsham) 难民营里。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2015 年 2 月,一名被圣战分子从家里赶出去的母亲和儿子一起走在艾比勒 (Erbil) 西部的霍舍姆 (Harsham) 难民营里。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试点结果也表明,“母亲学校”的课程为母亲们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和针对性技能,帮助她们做好准备以识别和应对激进化影响。

 “母亲学校”课程

课程的核心内容包括培养自信和自尊,增进对亲子动态关系的了解和反思,以及为对抗激进化提供针对性培训。课程共分 3 个阶段 10 个单元,逐步引导参与者提高认识,从自身过渡到家庭、社群,然后到自己在安全中扮演的角色。

最开始的四个研讨会旨在共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氛围,帮助参与者打破障碍,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在练习的引导下,参与者对自己展开批判性反思,包括找出自己的优缺点,对自己所处的社群以及自己在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

参与者的反馈表明,这些研讨会满足了她们的需要。正如一位母亲所说:“你只要鼓励这里的某个人与大家分享她的悲伤故事,或者讲述她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只要一句鼓励的话,就能让她们坚强起来,觉得自己是被认可的,不是在孤军奋战。”

青春期非常关键,为两类关键行为者提供了稍纵即逝的机会:激进分子招募者趁着青少年高度脆弱的这个时期,用荣誉、社群、天堂等种种允诺来吸引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不过对母亲来说,这也是对孩子进行反叙事教育和灌输正面思想的关键时期。

课程的下一个阶段是从克服障碍转向强调针对性技能培训。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母亲提高养育技巧的需要,重点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教育和分析,以及社群的社会政治现实。

例如,一位母亲解释她如何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家庭中:“人们普遍认为,不应该太重视孩子,不必每次都认真听他们说话,你应该严厉点,这样他们才会怕你,尊敬你。但是,在这个课堂上,我才知道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只是种观念。意识到孩子的问题非常重要。”另一位母亲断言说:“我们不应该给这些问题找借口,而是应该养成积极心态,这样我们的孩子就不会因为我们而感到压抑和负担。”

最后一个阶段的重点是如何在家庭中培养并不断加强抗逆力。“母亲学校”为母亲提供了具体指导,教她们如何识别和应对激进化的早期警示信号,让她们了解互联网在传播极端主义信息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让父亲参与进来,一起关注和应对子女令人担忧的行为。本阶段结束时,母亲对激进化对自己子女威胁的认识得到了提高,对自己的角色和各种策略工具加深了了解。

继续前进

正如研究结果所显示,母亲在暴力前阶段的针对性干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是宝贵的信息来源,不仅知悉青少年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情感环境,还能将其反映出来。激进化青少年的母亲所提供的视角对制订全新安全方案来说极端重要。无论这些青少年来自什么样的背景,信仰什么样的宗教,参与什么样的政治活动,母亲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母亲是与孩子之间的感情桥梁,拥有将共同特性拼接到一起的独特能力。

为了突出这一关键论据,“无国界女性”组织将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一组母亲集中到一起,让她们分享对子女激进化过程的深刻见解。这些母亲的孩子都去了叙利亚。在一次策略讨论会上,这些母亲与安全利益相关人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描述了自己子女的个性,以及自己在子女激进化过程的初期阶段观察到的孩子内心的挣扎和变化。一位儿子在 2012 年死于叙利亚的母亲解释说:“招募者误导孩子,告诉孩子他们是被选拔出来的,他们是被神选定的。这些观念让孩子觉得安拉会看顾他们。”另一位母亲分享说:“我儿子非常幼稚,缺乏对宗教的真正了解,也不具备真正的理解力来看待宗教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被激进化了。”这些母亲能够告诉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咨询人员、教育工作者和记者他们的孩子是如何被极端主义诱惑的以及事后看来,当时有哪些警示信号。

例如,一位母亲注意到:“晚饭时大家喝瓶酒忽然就成了问题。接着我们就不能请朋友来家里了,因为他会担心客人的衣着。”另一位母亲也谈起了自己的女儿:“她把邮寄给我们的选举投票卡藏起来,并开始指责民主制度。”
回想起来,这些信号清楚地表明了她们子女新受到的影响,但母亲们解释了当时恐惧、迷惑甚至虚假的希望是如何阻止她们真正去了解这些信号的严重性。最重要的是,母亲们觉得自己缺乏挽救这些孩子所需的支持。一位母亲说:

“我把自己的担忧隐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太害怕了,不敢和任何人谈起这些。……如果当时我知道可以向谁求助,也许就能制止他了。”

另一位母亲也说,在女儿试图前往叙利亚时,她尝试过提醒有关部门,但有关部门根本不把她的担心当回事。“在法国,有关当局不和父母联系。他们也没有这个意愿。因此我们虽然目标相同,却是各自为战,毫无进展。”

事实上,清晰明确的解决方案就是从这种研讨会中逐渐成型的。方案内容有:加强地方当局和相关家庭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加强咨询服务和咨询转介机制。这些策略可能不仅成效最好,而且颇具成本效益。

研讨会得到了母亲、政府部门和社群代表的肯定,因此有必要探索如何正式将母亲的见解纳入安全对话中。不仅安全利益相关者发现研讨会独特有效,可以为他们提供大量信息,母亲们回到家后,也觉得自己备受鼓舞,有能力帮助其他受极端主义威胁的家庭。

下一步

缩小信息差距是建立稳健安全架构的第一步。只要能在前激进化阶段纳入母亲的见解,再针对这些早期担忧制定预防措施,并主要利用母亲来落实这些措施,那么,上述目标就能基本完成。

在这种从下到上的解决方案中,通过能力建设为母亲赋能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不过,母亲必须得到来自公民社会内部的支持,这些初步巩固措施才能在遏制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发挥作用。

结论

母亲身处反极端主义最前线,她们所处的位置甚至比负责应对(而非预防)不公正行为的地方当局更为关键。造成激进化的原因有很多,激进化信息的来源也十分广泛,而社会缺乏消灭这些原因和来源的整体能力,因此我们唯一的选择是从内部建立抗逆力。

如愤怒、怨恨、逆来顺受、生活没有目标,缺乏归属感之类的内在情感力量,容易让人受到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要应对这些情感问题,必须要有值得信赖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提供个别的关注与支持。暴力极端主义就是这些情感缺陷的外在症状,从本质上来说处于政府部门和地方当局的能力范围之外。事实上,要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公民社会必须涉足其中。

母亲是家庭的核心,是她们首先发现子女身上的变化,如愤怒、焦虑、孤立等。在子女与外界社会的互动日渐增多的过程中,母亲有着独一无二的机会接近子女,与子女保持持续联系。她们是在社会组织内部建立抗逆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利用母亲在预防激进化方面的潜在能力,将母亲视为重要安全同盟为其打造能力建设机制,是构建具成本效益的有效安全架构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是一项艰巨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总的来说,从这些努力中受益最多的并非只有母亲,还有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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