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 外籍参战者 带来的 恐怖威胁

减轻 外籍参战者 带来的 恐怖威胁

必须对从叙利亚、伊拉克战场归国的好战极端分子进行改造,使其重新融入社会

吸引个人成为外籍参战者并自愿远离祖国前往千里之外的战场浴血战斗的原因五花八门。

没人清楚选择这条道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中参战的人具体有多少,粗略估计不下于 20700 人,多于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和前苏联十年交战期间的外籍参战者人数。

然而安全专家一致认为,多数外籍参战者最终都会返回祖国并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切实威胁。

国际极端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 (ICSR) 及苏凡集团 (Soufan Group) 2015
年 1 月公布的记录显示,新募人员来自八十多个国家,其中中东地区 11000 多人,西欧各国 4000 人,澳大利亚 250 人,中国和美国各 100 人,印尼 60 人,新西兰、日本、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也有人远赴中东参战。随着战争的继续,返回印亚太地区的外籍参战者人数很可能会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给各自祖国带来的潜在威胁。

2014 年 3 月,一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战士在杰夫瓦萨卡 (Jurf al-Sakhar) 小镇逮捕一名疑似为 “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嫌疑犯。

2014 年 3 月,一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战士在杰夫瓦萨卡 (Jurf al-Sakhar) 小镇逮捕一名疑似为 “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嫌疑犯。

挪威国防研究所恐怖主义问题研究负责人托马斯·黑格海默 (Thomas Hegghammer) 认为:“与新参战者相比,老牌外籍参战者更可能把在国内开展恐怖活动视为理所当然。” 在一份针对 1990 年到 2010 年间 945 名外籍参战者的研究中,黑格海默估计每 9 人里就有 1 人 “回来的目的是(在祖国)开展恐怖袭击”。他的这一发现发表于 2013 年
2 月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杂志上。

此外,曾在国外参战的恐怖分子在国内策划恐怖袭击往往更容易成功。黑格海默经研究发现,由这些归国参战者密谋的恐怖计划最终实施的可能性是其他计划的 1.5 倍,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计划的 2 倍。国际极端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负责人彼得·纽曼 (Peter Newmann) 表示,另有研究显示,归国外籍参战者的参与可提高国内恐怖计划的杀伤力和可行性。

《先驱太阳报》(The Herald Sun) 在 2015 年
2 月报道称,已有大约 30 名参加过圣战的前外籍参战者返回祖国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在 2015 年 2 月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外籍参战者人数在不断增加,极端分子的已知拥护者和支持者的人数在增加,潜在恐怖分子——其中很多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不过,各国政府、军方和安全部门都有能力、有办法减轻印亚太及其他地区面临的此类威胁。专家建议看准机会鼓励潜在危险分子选择非暴力渠道发泄情绪,并在必要时采取抓捕、拒签、预防性拘留等方式扰乱他们的行动。

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 年 11 月发布了题为《担心,不用过分担心:来自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西方参战者的恐怖主义威胁》(Be Afraid. Be A Little Afraid: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from Western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 的政策报告。该报告给出的解决方案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力度,从根子上劝阻潜在参战者前往伊拉克或叙利亚;截断行程路线;加强边境管控;改善去激进化方案以帮助归国外籍参战者改过自新。

印亚太地区各国政府还同时在多个方面加大反恐范围并加强反恐力度,澳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澳总理阿博特在 2015 年 2 月宣布,政府将任命一名国家反恐协调员,制定国家反
恐反暴力极端主义新战略,并与各州及各地区配合,更好地协调抵抗本国恐怖分子和激进化威胁。

阻止恐怖势力扩张

专家表示,即便归国外籍参战者人数有被夸大的可能,但这种现象确实带来了各种安全风险。托马斯·乔斯林 (Thomas Joscelyn) 是捍卫民主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的高级研究员和反恐问题专家,他在 2015 年 2 月接受《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采访时说:“绝大多数外籍参战者不会回国开展恐怖袭击活动,但毕竟有些人会。真正的危险在于,随着外籍参战者人数上升,可供恐怖组织筛选的人才储备库也在扩大。恐怖组织找到技艺精湛、才智出众、忠诚坚定并可被重新启用、在祖国秘密策划恐怖活动的参战者的可能性也将随之提高。”

有迹象表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
(英文缩写 ISIS,下文简称“伊斯兰国”)已经以其他不易察觉的方式对印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了影响。2015 年 2 月末,印尼雅加达一家购物中心发生了一起由自制炸弹造成的小型爆炸事件,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害怕“伊斯兰国”的影响力正在向本地区渗透。

媒体报道称,包括印尼国家警察和政策分析与冲突研究所的西德尼·琼斯 (Sidney Jones)在内的恐怖主义问题专家们认为,雅加达爆炸案中利用氯气、电池、油漆罐和金属线制成的炸弹又一次证明本地极端分子是采用了 “伊斯兰国” 的战术,因为氯弹是 “伊斯兰国” 的特色武器。当时这颗炸弹被人放置在公共卫生间,由于引爆失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伊斯兰国” 曾在中东恐怖袭击中使用过氯弹,印尼激进分子此前从未采用过这类战术。

琼斯在 2014 年 1 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总体而言,“印尼要面对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外籍参战者的回归,以及他们的回归为国内基础极端薄弱、能力严重不足的圣战运动提供领导班底将意味着什么;二是在为叙利亚筹措资金的过程中,伊斯兰祈祷团 (JI) 这类印尼极端团体的资源基础有可能得到加强”。伊斯兰祈祷团是一个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东南亚恐怖组织,该组织宣称对 2002 年的巴厘岛爆炸事件负责。琼斯表示,伊斯兰祈祷团死灰复燃可能会带来长期后果。

幻想破灭的新参战者

出于多方面原因,许多外籍参战者终其一生都不会返回祖国。首先,外籍参战者在本国面对的现实情况通常都比较糟糕。中东政策中心研究负责人丹尼尔·拜曼 (Daniel Byman) 和美国与欧洲中心的杰里米·夏皮罗 (Jeremy Shapiro) 在 2015 年 1 月发表的一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报告显示,“伊斯兰国” 通常利用新招募到的外籍参战者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第一波袭击以及所谓的殉道行动。许多新参战者死于自杀式袭击或与敌对武装交火的过程中。国际极端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的纽曼判断,5% 到 10% 的外籍参战者在到达战区不久后即战死。

马德里,西班牙国家法院,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队员正在搬运 2015 年 4 月在巴塞罗那和塔拉戈纳逮捕十名嫌犯时搜查出的证物。这十名嫌犯被控意图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并涉嫌与 “伊斯兰国” 组织有联系。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马德里,西班牙国家法院,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队员正在搬运
2015 年 4 月在巴塞罗那和塔拉戈纳逮捕十名嫌犯时搜查出的证物。这十名嫌犯被控意图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并涉嫌与 “伊斯兰国” 组织有联系。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伊拉克军方的阿里·阿尔-维齐尔 (Ali al-Wazir) 将军向《日本时报》表示,在迪亚拉省与 “伊斯兰国” 发生的小规模战斗中,“我们经常见到外籍参战者参与第一波攻击,等到这个地区的障碍被他们清除完毕之后,阿拉伯参战者才会加入战场。”其他专家推测,把外籍参战者派到第一线是 “伊斯兰国” “保持有生力量寻求发展扩张” 长期战略的组成部分。

此外,前文提到的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报告的两位作者发现,很多情况下,相关部门可以轻而易举地追踪到外籍参战者,因此还有一些打算出国参战的人还未到达目的地便被情报及执法部门逮捕或被迫中断计划。那些没有在中转过境过程中被捕或在战场上丧生的人可能会继续在冲突地区作战。不过,相当一部分外籍参战者很快就会大失所望,然后回家重新过远离暴力的生活。

开罗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亚德·阿科尔 (Ziad Akl) 在 2015 年 3 月接受美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为减轻交战区外各国遭受的威胁,安全问题专家还应对“伊斯兰国”的实际作战方式予以关注。他说:“在我看来,这些外籍参战者在归国返乡后是否会成为当地的潜在威胁、继续实施类似恐怖活动,取决于 ‘伊斯兰国’ 这个组织自身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确切地说,取决于这个组织如何因国家而异采取不同行动。”

如何处理归国人员

反恐、执法和其他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在管理外籍参战者归国大军时要面对许多重大挑战。正如布鲁金斯学会在 2014 年 11 月的一份政策报告中总结的那样,首先,他们必须对这些归国人员进行鉴别分类,确认并监控需要注意的人员及打算发起袭击的人员。他们还必须帮助那些立志洗心革面的归国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雅各布·本兹加德 (Jacob Bundsgaard) 是丹麦奥尔胡斯市市长及该市圣战人员改造计划领导人之一,他表示各国应设法与归国人员展开开诚布公的对话。他在 2015 年 2 月召开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论坛上讲道:“如果有理由相信某人犯了罪,当局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要尽己所能将嫌疑人绳之以法。但是,如果该人员还没有犯罪,或者没有证据证明他犯了罪,那么当局应该尽可能让这个人重返正常社会。”

论坛上的另一位发言人、欧盟反恐协调员吉尔斯·德科乔夫 (Gilles de Kerchove) 同样认为各国应逐个评估归国外籍参战人员的威胁程度。他表示:“尽管有极少数人可能会在未来发动恐怖袭击,但多数人可能处于幻想破灭状态,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 他说,总体而言,当局应设法了解如何帮助孤立无援的归国人员重新与家人、朋友和社会建立联系、如何消除极端主义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专家们一致认为,采用反叙事手法能够有效帮助潜在恐怖分子转向非暴力主义,应加以提倡。家人和社区成员能够帮助归国参战者改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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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斯坦恩反恐情报计划 (Stein Program on Counterterrorism and Intelligence) 负责人马修·莱维特 (Matthew Levitt) 表示:“并不是每个归国参战者或前恐怖分子都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重新融入社会,但有些人可以。即便是那些被起诉甚至获罪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还是有刑满释放的那天。我们吸取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制定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计划时,必须与执法和情报部门进行沟通,这样才能降低风险,不至于去努力帮助那些打算继续危害社会的顽固分子重返社会。相关部门不仅必须在接收归国人员的阶段进行风险评估,在此之后也必须进行,以了解归国人员再次激进化或激进程度加剧的可能性。在法国的库阿希 (Kouachi) 兄弟(伊斯兰恐怖分子,
《查理周刊》大屠杀事件幕后真凶)身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

把有威胁的归国人员关进监狱也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他们可能在监狱里接触到激进化分子和强硬派圣战思想理论家,这些人会促使他们加入恐怖网络。

没有唯一渠道、唯一因素、共同社会经济或宗教背景供我们预测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激进分子或外籍参战者。同样,在改造暴力极端分子方面也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式。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恐怖主义与安全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约翰·霍根 (John Horgan) 在 2015 年 3 月向《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表示:“关于谁会成为恐怖分子以及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已经有四十多年历史了,但到目前为止在侧写方面仍然没有什么进展。” 但专家们表示,研究人员在了解个体的思想转变之路方面已取得了成功,这可能会为如何改造恐怖分子提供更深刻的见解。

警惕措施

专家一致认为,要确保改造计划和重返社会计划取得成功、遏制本地和本地区潜在恐怖袭击,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是关键所在。前文提到的布鲁金斯研究报告的两位作者表示,在各机构之间分享外籍参战人员的通信及开源监控情报等信息对于挖出跨国网络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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