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 产品

中国未能保护公民免受有害食品和医疗产品的伤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受到削弱

《论坛》员工

2 019 年农历新年伊始，中国披露曾有受到艾滋病毒感染的血制品流入市场。一批主要用于治疗免疫系统受损患者的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受到污染。这批产品由中国第二大医用血液制品供应商——上海新兴（该公司受国企母公司领导）销往了东部的江西省。

据《南华早报》报道，“受污染的批次包括 12229瓶将于 2021 年 6 月到期的 50 毫升血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要求停止生产并下令召回相关血液制品——尽管最初发表声明的中国国家药监局后来称其 HIV（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和各种肝炎菌株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相互矛盾的报告只会让中国病人和消费者更加担心本国食品和医疗用品的安全性。“洗白的速度总是很快，很快他们就会说注射这种产品有益于健康，”据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电视主持人、制作人崔永元在新浪微博上对一篇关于初步调查结果的报道发表评论时如是写道。“毒奶粉，没问题。毒疫苗，没问题。毒接种，没问题，”他还提到过去十年来中国出现的一连串健康事故，“总之，如果只有几个人死亡，就没有问题。”

愤怒的公民

尽管中国共产党最近一再承诺进行改革，但该国仍然充斥着产品安全和生产制造丑闻。污染血浆惊魂只是最近发生的事件之一。近年来，许多次疫苗丑闻危及幼儿及其家庭，并使可能造成疫情爆发，从而危及全国民众。

中国政府于 2019 年 1 月披露，江苏省超过 145 名儿童在当地一保健中心接种了过期小儿麻痹症疫苗，引发数千名愤怒的父母在当地保健中心和政府办公室外抗议。仅仅是在此事发生前半年的 2018 年7月，中国爆出重大丑闻，该国最大的疫苗制造商之一、国企长生生物旗下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和分销了超过 25 万支存在缺陷的百白破（DPT）疫苗。2017 年，根据中国山东省的一个项目，成千上万名婴儿接种了这些疫苗。据《南华早报》报道，调查人员还发现，长春长生伪造了超过 10万支狂犬病疫苗的生产记录，疫苗数据造假持续时间超过 4 年。

莫丽（Mo Li，音译）是一位可能接种过劣质百白破疫苗的孩子的家长。“我想到所有与之相关的人，从疫苗公司到监管机构，他们根本不是人类。他们都是地狱里的恶魔，”2018 年 7 月下旬，莫丽在丑闻爆发后如是向《卫报》表示。

2018 年 7 月，像莫丽这样愤怒的父母到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外抗议，要求更好地监督中国的制药行业。调查人员在 2017 年便发现了疫苗存在缺陷，但直到 2018 年 7 月才披露信息。

7 月份的抗议活动过后，一位 2 岁女孩的母亲何芳美 （He Fangmei，音译）向《纽约时报》表示：“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担心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不属于执政党少数特权成员的中国普通公民对于该国在保护公众健康方面的缺陷越来越感到沮丧。尽管中国声称他们已建立世界一流的监管制度，但其机构未能保护好疫苗及其他药品的研究、生产、分销和管理。

中国家长对政府未履行承诺越来越感到不满似乎是完全有道理的。长生丑闻发生后不久，监管机构披露国企武汉生物也曾出售无效疫苗。据 Bloomberg.com报道，2018 年 5 月，该公司开始召回约 40 万支疫苗，并被下令支付未披露数额的罚款。最近的一连串事件发生之前，中国于 2016 年披露，该国儿童接种了数百万支价值约 9,000 万美元的缺陷疫苗。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15 年过期疫苗造成河南省两名儿童死亡，近 400 名儿童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10 年，山西省四名儿童因接种未冷冻疫苗而死亡，另有 70 名儿童生病。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向《南华早报》表示，疫苗质量问题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圈内人都知道”。

失败的改革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于 2013 年 3 月设立了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但丑闻仍不断出现。每次疫苗丑闻发生后，监管机构既没有及时告知公众，最初也没有严厉惩罚相关企业或其高管。每次危机发生后，中国都会采取改善食品药品安全的措施，但丑闻一直持续到 2019 年。在最近的改革尝试中，中国于 2018 年 4 月宣布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组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由新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领导。与此同时，食品管理的责任将由其他机构承担。

据路透社报道，2018 年 10 月中国对长春长生处以 13亿美元罚款，并禁止包括该公司董事长在内的 15 名高管从事制药行业工作——这明显主要是为了回应抗议和公众的不满情绪。他们还对长生生物技术公司处以约 89,000 美元的罚款。据路透社报道，该母公司计划向受到疫苗伤害的患者支付约 29,000 至 96,000 美元的赔偿金。中国还在起草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如果疫苗缺陷造成严重疾病或死亡，公民可起诉药品制造商要求赔偿损失。但在该法实施之前，受害者家属没有多少追索权。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文章，对疫苗制造商提出抗议的父母历来会受到比违规高管和违规企业更为严厉的待遇，这些高管和公司通常会在公开道歉或缴纳平均 140 万美元的数额相对较小的罚款之后又继续生产。据《卫报》报道，最初长春长生仅因其缺陷疫苗被罚款 50 万美元，直到社交网络微信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章一天后便被删除）公开披露了相关细节。相关报纸还报道称，中国会让抗议的父母保持沉默或拘留他们。尽管如此，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在过去一年中未能平息社交媒体和其他地方对政府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方式的抗议。行业内人士和卫生专家认为系统性问题依然存在。

其他国家的公民也应保持警惕。中国的失败会产生全球性影响，因为他们生产的药物分销到了其他国家。例如，据 CNN 报道，2018 年 7 月下旬，中国的血压药物“缬沙坦”（Valsartan）制造商——浙江华海药业在被发现药物活性成分受到致癌物质污染后被迫发出国际召回令。这家中国公司提供了美国该药物一半以上的供应量，该品牌在欧洲也很常用。肯塔基大学医疗中心心血管临床药房协调员克雷格·毕福斯（Craig Beavers）在 WebMD.com 网站上表示：“不仅被召回的产品有可能造成伤害，第二个问题是还有产品没有召回，仍在使用。”

信任受损

这种潜在的灾难不断增加，继续削弱对中国的信任，也削弱了对于习近平主席改革中国腐败的食品药品生产体系的能力的信心。许多分析师表示，尽管习近平承诺执政为民，努力向国民兜售其集权专政做法，但反复出现的卫生丑闻继续损害着他的信誉和合法性。

大赦国际中国研究人员帕特里克·潘 （Patrick Poon）向《卫报》表示：“疫苗丑闻再次表明中国政府在执法和医疗保健行业监督方面的失败，即使在多年来一直出现关于其他案件的报道之后也是如此。”

由于中国过去实施限制家庭人口数量的政策，该国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中国专家梅里登·瓦拉尔（Merriden Varrall）认为，因此政府影响儿童健康的罪行尤其令人发指。

2018 年 7 月，她向《纽约时报》表示：“在中国，人们被告知复兴道路已经步入正轨，为何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样的丑闻再也无法让人接受。”

过往悲剧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允许存在危险的产品流向该国消费者。据媒体报道，在婴儿配方奶粉悲剧发生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父母仍不会用国产婴儿配方奶粉喂养他们的孩子。2008 年，中国受塑料和化肥制造业使用的化学物质——三聚氰胺污染的婴儿配方奶粉造成 6 名婴儿死亡，另外还致使 30 多万名婴儿生病。这种化学物质会导致的肾结石。肾结石在儿童当中罕见，会令人极度疼痛，并最终导致肾衰竭和死亡。后来，中国至少有 1200名婴儿被诊断患有严重肾病。据路透社报道，一项调查确认 22 家中国公司与毒奶粉有关联，其中包括几家国有公司。

最严重违规企业之一的三鹿公司早在 2008 年 8 月便已知悉当地农民向牛奶中加入了三聚氰胺，以提高其蛋白质水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准则，来自这些农场的奶源三聚氰胺含量超过可接受水平的 4000 倍。根据Quartz（一家综合策划新闻网站）2018 年 7 月的一篇报道，该公司在此之前收到有关其产品的投诉至少已有 9 个月。因为那年中国在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占有近 20% 配方奶粉市场的三鹿公司努力压制这条消息。

据 Quartz 报道，三鹿最初是一家国有企业，后来向一家新西兰公司出售 43% 的股份，改组成为一家合资公司。

据《纽约时报》报道，三鹿高管，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的女董事长田文华因生产、销售毒奶粉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他几位高管的刑期较轻。据《卫报》报道，2009年一名奶农和一名分销受污染产品的供应商被处决。据 china.org.cn 网站报道，同年三鹿申请破产。

麦肯锡公司 2017 年在 44 个中国城市对 10,000 人进行的调查显示，由于中国在危机产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危机管理不当，超过 53% 的消费者仍然倾向选择外国品牌婴儿配方奶粉。据 Quartz 报道，由于中国内地需求强劲，造成附近香港的配方奶粉短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近年来中国通过 C2C 渠道购买了澳大利亚一半的配方奶粉零售供货量。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2015 年中国对配方奶粉的需求规模超过2亿美元。

持续的艾滋病毒恐慌

中国还曾为过往影响整个社区的艾滋病毒丑闻所震撼。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0世纪，数以千计的中国公民在出售血浆或接受在中国称为“非法献血中心”采集的污染血液输血或使用由这些血源制成的产品后感染艾滋病毒。据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造成污染的原因是这些设施缺乏采集血浆和输送血液制品相应的安全程序。中国卫生部表示，在这些中心提供血液的人43%以上感染了艾滋病毒。据中国媒体创业公司“第六声”（Sixth Tone）报道，采血省份的公民仍在承受艾滋病的后果。该媒体生动地描述了这种失败所造成的 “艾滋村”。

帮助揭露河南省艾滋病流行原因的医生高耀洁于 2016 年向《纽约时报》表示：“中国艾滋病的根源是血浆市场。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对此负有责任的人从未被绳之以法，他们也没有说过一句抱歉的话。”

这次灾难导致中国最终制定了更好的血液制品筛查程序，但当局在控制疾病和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方面继续令本国公民感到失望。第六声称，首先筛查受影响社区的广泛努力直到 2004 年才开始。

今天，虽然艾滋病毒在全世界的蔓延总体减缓，但中国的艾滋病毒携带和患病公民人数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据《经济学人》 杂志报道，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于 2018 年 11 月表示中国有 85 万人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些数字比前一年高出 12%，几乎是 2010 年报告数字的三倍。与此同时，根据国际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慈善机构 Avert 提供的数据，全球新感染艾滋病毒人数减少了18%，从 2010 年的 220 万减少到 2017 年的 180 万。

据 BBC 报道，仅在 2018 年第二季度，中国就报告了约 40,000 例新病例。根据《柳叶刀》医学杂志 2018 年 7月发表的一项研究，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涉及 15 至24 岁人士的病例每年增加三分之一以上。

据《柳叶刀》报道，81% 以上的新病例通常被认为与性交有关，而不是献血。中国官员将人数的增加至少部分归因于更广泛的检测，但一些公共卫生官员则认为，本来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阻止其蔓延。

食品恐慌

除了婴儿配方奶粉灾难，中国过去曾发生的食品丑闻包括受三聚氰胺污染的鸡蛋、甲醛包裹的卷心菜、已存放40 年的冷冻肉以及地沟油。据各类媒体报道，消费者每天都担心其他食品可能受到污染。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中心在 2001 年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农药、稻米生产和人类健康》的论文报告指出，“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广泛使用农药和化肥，污染了农田和动物，这是人们担心食品安全的一个主要原因。”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制造未加控制，也污染了许多土地。

2018 年7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Yanzhong Huang，音译）向 Quartz表示，中国才刚刚开始着手解决农业土壤受污染的问题。

最近在中国爆发的非洲猪瘟对减少总体食品安全问题的作用甚微。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中国 34 个省中有 25 个省报告了 100 多次疫情爆发。据CNN 于 2019 年 2 月初报道，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间，全国 3.4 亿头生猪中近 100 万头被宰杀。据联合国卫生官员称，虽然这种病毒尚未感染人类，但目前猪瘟尚无法治愈，这种疾病会导致猪皮和器官上形成病灶，而且其毒性最强的变体对几乎所有猪都是致命的。

据路透社 2019 年 2 月报道，疫情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据官媒新华社报道，随着疫情的进展，中国官员一再声称“内地的疫情得到了有效应对和控制”，但月复一月报告更多病例。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缺乏透明度可能导致疫情加剧。猪瘟疫情在当时官方最新一轮否认之后继续蔓延。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南部的湖南省和西北部的甘肃省的官员在猪肉制品（包括速冻饺子）中发现了该病毒。

系统性问题

许多分析师认为，中国的生物医学和食品生产问题源自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缺陷。首先，中国自上而下的监管流程将公民和许多其他关键行为者排除在流程之外。黄严忠在 2014 年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博客文章中写道：
“由于食品安全监管包含若干相辅相成的活动（生产、销售和消费），并且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如制造商、贸易商、消费者、政府行为体），纯粹自上而下、以国家为中心的监管和法律框架不太可能足以化解中国的食品和安全危机。鉴于目前错误一再发生，他的见解仍然符合事实。

在全系统进行更好的改革和提高透明度之前，中国公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贸易国家）将继续担心中国生产的食品和药品的质量问题。或许习近平主席在他就职的 2013 年一个清醒的时刻总结得最好——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他表示：“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