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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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机构负责人分享他关于打击海盗、 非法捕鱼和其他威胁稳定的因素的看法

《论坛》员工

印尼海军副参谋长、海军中将艾哈迈德·陶菲克罗奇曼(Achmad Taufiqoerrochman)自 2018 年 10 月起一直担任印尼海事安全局(BAKAMLA)局长。

1985 年从印尼海军军事学院毕业后,他被委任为作战军官,在水面舰艇上服役,专门从事反潜艇作战。他曾担任多艘舰艇、护卫舰中队和舰队训练司令部的指挥官。舰艇和岸上任职期间的表现加快了他的职业发展速度。他曾担任海上作战行动组指挥官和舰队司令。2011年在索马里海盗劫持 M/V Sinar Kudus 货船后,他率领印尼红白(Merah Putih)特遣队执行解救船上印尼船员的任务。

杜塔·萨穆德拉特遣队(Duta Samudra Task Force)与该地区其他成熟的特遣队(特别是第 151 联合特遣队)合作,并得到印尼海军和陆军特种部队支持。陶菲克罗奇曼 2011 年晋升将级军衔,其后于 2014 年成为印尼海军学院(Indonesian Naval Academy)副校长,并于2015 年被任命为西部舰队(Western Fleet)总司令。他在任期内设立了西部舰队快速反应机制,帮助消除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武装抢劫和海盗行为,直至六个月内没有发生任何相关事件。

印尼海事安全局在陶菲克罗奇曼的领导下致力于成为一个得到国家和国际海事界信任的专业海事安全机构。该机构力求建立一个具有强大特质的独立、自主的印尼。该机构成立于 2014 年,不隶属于印尼国民军,但其最高领导人由总统从印尼海军中选出。

印尼海事安全局的任务是维护印尼领海和管辖水域的安全,并代表印尼这个群岛国家;使印尼海事安全局成为世界海事支柱的保护者,从而加强对印尼作为海洋国家的认同;使印尼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以保护其国家利益。

印尼海事安全局的主要作用是在印尼水域和管辖范围内开展海上安保巡逻,以确保海事安全并防止出现安全问题(包括非法捕鱼和毒品走私)。印尼海事安全局有 1000 多人员,36 艘海上级船只(从小船到 110 米长的船只)以及三个区域基地:巴塔姆的西部基地、马纳多的中部基地和安邦的东部基地,其中包括印尼全境的 15 个监测站。

画面左侧的印尼海事安全局“KN Tan Jung Data”号舰艇在新加坡海峡与美国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一同航行。列维·里德上士/美国海岸警卫队

印尼海事安全局直接向印尼总统报告工作,隶属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协调部(Coordinating Ministry for Political, Legal and Security Affairs),并与隶属于交通部的印尼海上和海岸警卫队相互独立。印尼海事安全局是印尼根除非法捕鱼特遣队的利益攸关方,该特遣队根据总统命令设立。

《论坛》:在许多重要岗位上的经验使您成为印尼海事安全局局长。请向《论坛》详细介绍一下印尼海事安全局的使命以及您是如何改造该机构的。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2018 年接到(印尼)总统关于担任印尼海事安全局指挥官的电话时,当时我在罗德岛参加研讨会(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第 23 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回国后,我会见了总统的工作人员并告诉他们,也许他们选了错误的人来领导印尼海事安全局,因为我在海军服役 34 年,一直是在战斗部队工作。思维方式很难从战斗转变为执法——从毁灭到到保护。我的想法和思考方式很难改变。但总统说你必须领导印尼海事安全局并使这个组织变得更好,所以我服从他的命令来到印尼海事安全局。

所以,我们先是学习…… 印尼海事安全局到底怎样?因为我们从没有考虑过关于印尼海事安全局。我们发现总统下令组建印尼海事安全局是要承担海岸警卫队职能。此外,还要为整个印尼海事安全局开发一处培训设施和一个培训项目。我们需要定义什么是海岸警卫队?我意识到,美国海岸警卫队(USCG)存在已有 200 多年,经验最为丰富。

印尼海事安全局船只在印尼水域巡逻。 印尼海事安全局

当我打开美国海岸警卫队手册第一页时,我发现它非常有趣,因为它说自己是美国七个军警机构之一。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军警机构?我意识到,这是法律和当局执法的唯一义务。我改变了印尼海事安全局原来长袖蜡染和游猎服款式的制服,以明确印尼海事安全局作为海岸警卫队的身份。第一步是通过更换新制服来改变人民的看法。现在我们有一套夏季制服和一套作战制服。

了解到设立这个机构的法律后,我们意识到需要确定它的使命。印尼海事安全局的使命是开展巡逻,通过海上拦截行动确保海洋安全,并使所有利益攸关方发挥协同作用,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实施海上安保。我们将开展巡逻、规划和组织。我们的使命和能力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我告诉我的工作人员,必须明确优先次序。我们必须首先制定一个行动方案(CONOP)。为了组建基础舰队,我们需要77艘舰艇、29 架直升机、6架海上巡逻机、一些基地,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有指挥中心。我们意识到预算相当有限,所以必须确定优先次序,所以首先建立了指挥中心。由于我们有许多利益相关者,简单的理念是制定法规和法律。我们认识到,不能仅仅利用统一指挥来开展行动,但我们可以开展统一的努力,从而使海事安全局能够提供最可靠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讨论了第一个海岸警卫站的选址。我们会在指挥中心安排两个站点,因为它需要在一个战略性位置。比如,印尼拥有全球有九个要塞点当中的四个。我们还有四条辅助线路可以保障安全,之后还有其他战略要点,于是我们总共设立 21 个海岸警卫站。

我们海岸线很长,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设立海岸警卫站,这样会代价高昂。所以必须建立流动海岸警卫站,如此当优先次序出现调整时,警卫站便可动态地向某个部门移动。我们可将设备转移到某些领域,同时忽略另外一些领域。首先是发现和制止非法活动的监控能力。当然,还有执法行动和协助他们实施海上拦截行动。这些是我今后的优先事项。

 《论坛》:您对接的组织和机构主要有哪些?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首先是海军。他们已经拥有装备,已经有训练有素的人员来开展行动。我们正在与海军密切合作。还有,执法部门方面,我们正在与警方密切合作,然后我们与印尼共和国国家禁毒局 (BNN)、海关、运输部、渔业和其他方面结成了伙伴关系。但主要是海军和警方。印尼海事安全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要在目前根据多项条例和法律开展海上执法行动的不同机构之间形成协同作用。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印尼海事安全局已向印尼议会提议批准《海事安全法案》,这将加强海事安全局在协调不同机构方面的作用。

 

画面左侧的印尼海事安全局“KN Tan Jung Data”号舰长尼奥托·萨普顿(Nyoto Saptona)上尉拜访美国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巡逻舰舰长鲍勃·利特尔(Bob Little)上尉。当时两艘舰艇都停靠在印尼的巴塔姆。 列维·里德上士/美国海岸警卫队

《论坛》:能否更多地介绍一下关于印尼海事安全局的各项合作?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印尼海事安全局正在支持东南亚的合作,方法是通过关于海事问题、信息和情报交流的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改进现有的联合活动和能力建设工作,以改善海事安全。今后我们将加强与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其中包括能力建设、培训、教育、信息和情报交流方面的合作。区域和多国级别的合作是我们需要予以改进的其他合作领域,方式可以是通过开展关于南海问题等全球关注焦点的海岸警卫队专题讨论会。我们认识到,所有人都面临对海事安全全球性威胁的影响。我们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寻找解决办法。

 《论坛》:您正在与哪些国际组织协调开展能力建设?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我们认识到,美国海岸警卫队是最有经验的,但他们有不同的特征,面临不同的挑战。从群岛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国与印尼截然不同。我们向希腊等其他国家的海岸警卫队学习。他们与印尼有着相似之处,希腊有 9000 个岛屿,我认为是欧洲岛屿最多的国家。我们也向菲律宾、韩国和日本学习。他们都有很多岛屿,其海岸警卫队职能的复杂性让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帮助。我们可以相互学习。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印尼的战略地位和地理分布情况。我们有四个要塞点,还有海上交通线(SLOC)。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要求,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保卫海上安全通行,这让复杂性的程度加大。其次是世界战略环境的灵活性。这一挑战要求印尼必须做好准备去影响地区内一些大国以及与其互动。我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我们与许多国家有着很长的边界,其中一些仍存在争议。这会带来国家间产生摩擦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与地区内海岸警卫队指挥官同僚进行交谈,以避免海上的误判。或许这样我们便能够开始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比如,最近在 2019 年7月,我们发现了来自越南的六艘渔船,在他们进入争议地区时我们派出两艘海岸警卫队船只护送。我下令拦截他们,阻止他们进入印尼领海。然后,由于他们是在争议区域捕鱼,我们建议他们改为尝试到无争议区域。我们联系了越南海岸警卫队,并在海上与他们会面。他们同意,并将船只从该区域往北撤。我认为可以找到防止紧张局势加剧的好方法。我们意识到,由于他们是传统渔船,可能没有地图或全球定位系统,他们进入印尼水域时也不知道正确的位置。

 《论坛》:除了在海上会面之外,您是否还会参加国际或地区会议,讨论如何避免这些对抗?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我们还有一个名为“亚洲海岸警卫队机构负责人会议”(HACGAM)的组织去讨论这些问题,讨论如何开展合作。此外,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开展联合演习。最近,海事安全局首次向印度派出一艘舰艇参加联合规划演习。并且 8 月,韩国海岸警卫队,还有美国海岸警卫队派出一艘舰艇(斯特拉顿号巡逻舰)在雅加达参加印尼“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CARAT)演习。我们还与澳大利亚边防部队开展协调巡逻。我们派出了一艘船,他们也派出了一艘船。2019 年 10 月,双方将进行更多的工作人员协调,不仅仅是巡逻协调,还进行了访问。

《论坛》:那么目前你们与哪些国家合作开展边境巡逻行动?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我们只与澳大利亚开展正式的边境巡逻,但也与越南海岸警卫队合作开展非正式巡逻,以便双方能够在海上会面,避免敌对行动。我们邀请他们登上我方船只,这样双方指挥官便可以会面,讨论并解决问题。我认为这是开展行动的最佳方式。

《论坛》:您认为印尼海事安全局负责处理的印尼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是什么?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当务之急是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然后是保障《海洋法公约》规定的群岛海上航线义务。此外,我们认为在我方管辖范围内海域建立良好秩序也是一个优先事项。最后,我们可以继续维护国家主权,特别是在海上。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IUU)方面,我们支持 115 特遣队的工作,该特遣队根据总统授权由渔业部领导。我们支持他们协同我们的工作。此外,我还与他们分享在海军担任战斗和舰队指挥官期间获得的经验。比如,当这个特遣队启动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开展行动……而我有这方面的能力。

 《论坛》:能否谈谈南海问题、行为准则以及所有国家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在南海,我们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接壤。我们必须停止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行动,九段线便是这样的行动。这对我们的经济区非常重要。我们继续坚持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时我们在那里会出现紧张关系。回到我担任指挥官的经历,我们在南海开展拦截行动是因为在那里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活动。其中一些活动让我逮到了,有些甚至是中国海警的行动。他们说:“这里是中国的渔场。”所以我便说,“我不认可传统渔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只有传统捕鱼权利,没有传统渔场。关于渔场权利方面,各国之间有正式协定。”至于印尼和马来西亚……自古以来,马来西亚许多渔民都是在印尼海域捕鱼——所以不是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协议后他们仍在那里捕鱼。我们不承认传统渔场。我们继续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此我们仍在该地区开展执法工作,实施拦截。

 《论坛》:为什么与其他东南亚国家还有美国的合作很重要?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回想一下我担任索马里战斗小组指挥官的经历……当一艘商船被索马里海盗劫持时,我是一个战斗小组的指挥官。总统决定派遣一个工作组。经过讨论,他选择了我领导这个工作组,这是因为我在 2004 年的经验。(我记得当时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是托马斯·法戈。根据法戈的准则,美国向该地区派兵,以影响当地的海上交通线)。作为指挥官,我请求海军总司令准许我前往马六甲海峡就行动提供建议。因为在 2004 年,劫持事件是马六甲海峡的一个大问题。2004 年之前,他们在解救船上人质方面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解救飞机人质方面,成功率确实低。但在解救船上人质方面,从来没有成功过。作为指挥官,我发现了这一点,并立即采取行动。因为我们在傍晚 5点听到这个情况,他们确定了位置。五小时后,我们制定好了计划。晚上 11 点,我们联系特种部队开展解救行动。但当时,他们还没有动用特种部队。我们的人员要撤退还是行动,由我决定。当时我冒了个险,利用我的团队开展行动。我有两支 7 人的团队,共 14 人。我们面对 5 名劫持者和 36 名人质。我们了解、追踪、分析局势,并在凌晨 1 点有一个很好的时刻可以发动攻击。我们进行了非常近距离的战斗。我们从来没有准备去应对这种情况,所以装备方面,使用了 AK-47。你可以想象,在相距 1.5 米处使用一把 7.62 口径的 AK-47,所以你可以想象,被击中后,那家伙的头都爆了。我们除掉了所有五名劫持者,行动取得了 100%的成功,原因有四个:首先,我们安全解救了 36 名人质,没有人受伤;其次,所有劫持者都被消灭了;第三,我们船上没有损失任何设备;最后,我们安全地夺回了这艘船,交火中没有军人伤亡。海军总司令叫我立即前往雅加达。我去了雅加达,所有的军官都在那里,总司令让我简要介绍行动的结果。首先考虑的是法戈将军的准则——取得成功,便予以强化。如果失败,便重新设计。我做了介绍,海军总司令说,“你疯了。”我说,“是的,首长,如果不是疯了,我便不会赢。”

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经验,总统在 2011 年派我领导战斗小组前往索马里。我曾经写过如何针对索马里海盗开展营救行动。(我接到总统从他家打来的电话。我从总统办公室得知,武装部队提交了 11 份一星将军的简历去挑选这个特遣队的领导者。总统办公室要求提供其他建议人选,他们便说有一个疯狂的船长担任某舰队训练指挥官。我被叫到总统家中。他们做了简短的汇报(只有半小时)后,我收到一项简单的任务:明天出发去索马里。当时我意识到,我们没有任何关于索马里的应急计划,也没有任何关于局势的可靠信息。我打电话给一些同事,比如我在美国第 7 舰队认识的美国海豹突击队指挥官,以获取更多信息。我们试图根据日落时分出发前收集到的信息制定计划,随后在晚上出发前往索马里——我们手中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在途中,我们试图制定计划并意识到,当我们到达索马里盆地地区时,除了第 151 特遣队外,那里还有许多部队,包括第 550 特遣队和第 552 特遣队,还有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其他独立部署人员。我到达时唯一的问题是:护卫舰有什么打算,我们为此获得了哪些授权?我说我的国家给了我一个任务。当时第 151 特遣队的指挥官是新加坡海军的Harris Chan,他来到我的船上。我们获得了很多信息,并因此改变了计划。在得到该地区所有当局的许可和支持后,杜塔·萨穆德拉特遣队便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与海事安全有关的同样的威胁和问题。这些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强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当我们亲自认识其他国家的同僚时,这种合作会更加顺利。

 《论坛》:您从指挥杜塔·萨穆德拉特遣队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其他见解吗?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在得到印尼共和国总统的授权之后,我的第一个行动是使我本人和特遣队做好准备,以便开展截至当时为止印尼海军从未进行过的远距离行动。一项重要的挑战是,当时印尼海军没有在远离印尼管辖范围的地方开展人质救援行动所需的准则去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为人质的 Sinar Kudus 号船员。有鉴于此,我在前往行动区途中利用时间,通过认真研究和训练我所指挥的部队来做好准备。我还继续与其他机构协调,以确保成功开展人质救援行动。进入行动区后,我运用了自己整个海军职业生涯中积累的经验,并运用了针对杜塔·萨穆德拉特遣队所有人员进行的训练。在这一领域与多国特遣队进行的协调对协助行动非常有价值。在万能的上帝的指导和保护下,攻击海盗和救援 Sinar Kudus 号船员的行动没有造成伤亡——除了被消灭的海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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